中國經濟與發達國家存在本質區別
自從2009年中國政府採取前所未有的救市措施後，中國的經濟增長便出現了明顯的下滑趨勢，對此國內外經濟學家有不同看法。國外經濟學家的主要看法是，中國的經濟結構調整不力，消費占GDP 的比重偏低，依靠投資推動的經濟增長不可持續。國內經濟學家的主要看法是，中國的路易斯拐點已到，人口紅利消失，導致經濟增長減速。這些解釋並不具有說服力。
發達國家的消費在GDP中的占比都很高，但是經濟增長率卻很低，新興市場經濟國家的消費在GDP中的占比有高有低，但是經濟增長率都比較高。這就非常明確地告訴我們，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速度與消費占比的高低並無內在的聯繫。
回顧這幾年中國的實踐，可以清楚地看到，當越是想要通過消費來拉動經濟增長的時候，經濟增長回落的速度反而越快。其中的道理很簡單，今天中國的經濟增長並未到達依靠消費來拉動的發展階段，中國還有一半左右的人口生活在農村，而農村居民原本就是傾向於自給自足的。中國需要的是通過增加投資、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來減少農村居民的發展戰略。所以，發達國家的經濟學家給中國經濟增長開出的藥方基本上是錯的，因為他們沒有弄清楚中國經濟和發達國家經濟的這種本質上的區別。
用人口紅利消失論或者路易斯拐點論來解釋中國經濟增長的下滑同樣缺乏說服力。用人口老齡化來證明路易斯拐點的到來是不準確的，人口老齡化意味著流量（遠期）勞動供給的減少，但是並不一定意味著存量剩餘勞動減少。對於中國農村究竟還能釋放多少剩餘勞動，不僅要看農村人口的多少，而且還要看農村技術進步的狀況，如果通過農村技術進步，中國的農業生產率可以達到美國的水準，那麼中國只需投入數千萬勞動力即可完成目前需要幾億農民來完成的農業生產活動（美國今天有三億多人口，僅有300多萬農民耕種著世界22%的耕地）。於是，在今後長達上百年的時間裡，中國還將有大量的剩餘勞動力會從農村轉向城市工業。
英、美兩國的經驗提供了有力的證據，英國從1700年開始工業革命，依靠農村剩餘勞動向城市工業的轉移，維持了長達200年左右的經濟增長，同樣美國依靠農村剩餘勞動向城市工業的轉移（當然還有來自於海外移民的貢獻），在1870年至1970年間實現了較快的經濟增長，其中有90多年是貿易順差。至於那種以今天中國工資上漲為根據來證明中國勞動力已經供不應求、人口紅利已經消失的論點就更加不可信了，因為工資上漲可能是因為勞動力供不應求所致，但也有可能是因為政府對勞動力市場進行扭曲性干預所致。
導致中國經濟增長減速的根源
在筆者看來，從2009年救市以來的中國經濟增長減速主要是由各種各樣的緊縮政策和不當的擴張政策造成的。
首先是緊縮出口政策。推出此政策的目的是要降低貿易順差、爭取貿易平衡。由此推出的政策措施有：變固定匯率為浮動匯率、人民幣單邊升值、支持內貿以及針對跨國公司的稅收國民待遇政策。人民幣升值大幅提高了中國的出口成本，針對跨國公司的稅收國民待遇政策對跨國公司造成負激勵，進入中國的跨國公司之流量開始減少、存量開始撤資，這還不算，隨著跨國公司的撤資，中國的出口管道便隨之而失，因為全球的銷售管道基本上掌握在跨國公司手裡。所有這些變化，不是提高了中國的出口成本，就是減少了中國的出口管道，中國貿易增長開始減速，進而導致投資下降、增長下滑。
其次是緊縮產業政策。中國推出產業緊縮政策的目標是為了調整結構。方法是制定詳盡的產業政策、提高產業准入門檻、提高勞動工資標準、提高能源消耗與環境保護的標準。由此造成的後果是政策逼空了產業，根本就沒有達到預定的、用提高成本來倒逼企業轉型的政策目標。其中的道理就在於中國的要素稟賦約束限制了中國企業從低端製造向高端製造或者創新的轉型。中國有豐富的勞動力資源，但缺乏人力資本，中國做低端加工製造與要素稟賦是相匹配的，但是若要轉型做高端製造或者創新，那麼就會遭遇人力資本供給不足的瓶頸。
第三是緊縮貨幣政策。緊縮貨幣政策的目標是為了配合政府救市而採取的財政擴張政策，在財政擴張的情況下同時執行擴張的貨幣政策，就有可能引起嚴重的通貨膨脹，故而需要財政和貨幣的鬆緊搭配。緊縮貨幣政策的主要工具是加息和提高商業銀行的準備金比率，前者是為了控制貨幣供應量，後者則是為了控制商業銀行的信用創造。由此產生的政策效應是國內利率上漲，內外息差擴大，導致了境外短期套利資本流入，並產生了如下的正回饋效應：央行加息、境外短期資本流入、外匯占款發行、貨幣供應量增加、央行再加息。在這種正回饋機制的作用下，中國的央行越是加息，流進來的短期資本就越多，人民幣就越是升值，從而逼著央行採取更為緊縮的貨幣政策，結果在國內高利率的衝擊下，生產性固定資產的形成率在下降，進而引起實體經濟增長的衰減。
第四是擴張財政政策。擴張財政的政策目標首先是為了救市，其次是為了公平社會收入分配而進行轉移支付，此外就是為了促進結構調整對高科技產業進行補貼。擴張財政政策的工具是預算擴張、轉移支付、政府投資（管道是國企和城投公司）。這一政策產生的直接效應是稅負增加，其間接效應是金融市場的利率上漲。結果就造成了稅收增長與企業利潤增長的倒掛以及市場實際利率上漲與企業利潤增長的倒掛。在這種情況下，實業投資已無價值，伴隨著大量產業資本變現（成為金融與地產資本）而來的便是經濟增長的下降。
根據以上的分析，我們不難發現，中國經濟增長的下滑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政策不當造成的，所以要想讓中國的經濟增長重新回到可持續增長的軌道上來，就必須減少政府對經濟增長的不當干預，就像十八屆三中全會決議中所指出的那樣，必須讓市場在全社會的資源配置中發揮其決定性的作用。
結語
對此，應當採取以下做法來緩解經濟增長繼續下滑的趨勢：第一，通過建設對外開放新體制、推進貿易自由化、回歸固定匯率制度，促使中國經濟重返出口導向的道路；第二，放棄不當的產業政策、通過轉變政府職能、降低准入門檻、降低稅收來激勵社會資本重返實體經濟；第三，貨幣政策要放棄盯住物價的不當做法，改為盯住流動性，在有國際資本流動的開放經濟環境下，只有盯住國際資本流動，才能真正有效地控制住流動性、進而達到穩定物價的政策目標；第四，財政政策必須適當緊縮，現在過於寬鬆的財政政策已經導致政府對市場的替代，如果一定要推行擴張財政，那麼也要優先實施減稅政策、把錢留給企業去花，這不僅可以提高資金的使用效率，而且也可以提供整個國民經濟的市場化程度，真正做到讓市場而不是政府在全社會資源配置中起到決定性的作用，讓中國的經濟增長回歸到正確的道路上來。
＊作者為復旦大學世界經濟研究所所長。（本文原發表於《博鼇觀察》，授權騰訊《大家》http://goo.gl/5m5zNv 使用。博鼇觀察是博鼇亞洲論壇官方雜誌，經濟評論類媒體，官方網站www.boaoreview.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