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李金銓教授在第五屆金堯如新聞自由獎研討會：「新聞自由的風風雨雨---- 25年來內地和香港新聞自由的發展狀況」發言(按鄒思聰的新聞筆記略作刪減，經李金銓教授過目)
人家說見好就收，剛才夫子（劉銳紹）和錢剛的報告說得很好，可以收場了。當然，如果這個題目是由程翔來講，應該是好上加好；讓我來講，就是畫蛇添足了。（眾笑）我糊裡糊塗地接受了這個任務，沒有辦法，只好死馬當成活馬來醫啦。
香港新聞界好像有點山雨欲來風滿樓的跡象。這是「一國兩制」的內在矛盾，也是基本矛盾。中央希望招攬港人歸心的時候，比較少強調一國，比較能夠容忍兩制的說法；現在情勢轉變，主要強調一國，對兩制的容忍度愈縮愈小。
1980年代第一個派來香港推銷「一國兩制」的，是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暨港澳工委第一把手許家屯，沒想到他在1989年天安門事件以後逃往美國。許家屯的回憶錄透露，他的前任王匡報喜不報憂，使北京當局不敢信任，因此經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楊振寧跟香港中文大學校長馬臨說項，安排喬宗淮在中大當「訪問學者」，其實是向北京直接彙報的第二條管道。
在《許家屯香港回憶錄》出版以前好多年，也就是1996-97年正當香港準備回歸的時候，有一個公開會議的場合，大家圍繞著新華社副秘書長兼臺灣事務部部長黃文放聊天。有人問他，中文大學有沒有地下黨員？他說不知道。「是不知道，還是不能講？」他苦笑說，地下黨員有什麼好害怕，將來害香港人的不是地下黨員，而是那些急於上北京「擦鞋」的香港人嘛。回想起來，他的話有幾分道理。剛剛在北京開過的兩會，那是假戲，但很多香港人去真做，而且很賣力表演。表演最傑出的，一個是李家傑，一個是譚惠珠（眾笑）。我覺得這個基金會應該成立「最高境界馬屁獎」（眾大笑），候選人必定源源不斷。
當年聊天的時候，黃文放還講了一個有關「五十年不變」的掌故。原來鄧小平要香港左派到北京匯報，左派勢力告訴鄧小平，香港人恐懼回歸，對香港前景很有憂慮。鄧小平說，怕什麼呢？十年不變嘛！十年不變不夠的話，那就三十年不變，五十年不變好了。可見五十年不變是歷史的偶然，是權宜的措施。
很多大人物說，香港的新聞自由好得很，哪有什麼問題？《明報》撤換一位勇猛的總編輯，即使繼任者來自外地，也不瞭解香港，但這是正常的商業決定啊。劉進圖一退下《明報》總編輯就遇刺，他自言沒有財務問題，沒有緋聞，相信是因為新聞工作所引致，但警務頭子第一時間跳出來宣佈，沒有直接證據證明和新聞自由有關聯。李慧玲常常在廣播節目批評梁振英，被商台炒魷魚，但有人歸因於她跟老闆處不好，而不是商台為了牌照續約向當局低頭。還有，施永青的免費報紙，左派財團抽了廣告，在資本主義社會也是很正常的事呀。
你們說新聞自由倒退，拿出證據來！
好，舉一些大家都耳熟能詳的證據吧。根據巴黎的「無國界記者組織」報告，2002年香港新聞自由在全世界排第18名，現在退到第61名。上網查看一下，2002年是18名，後來是56，34，51 ，58，61，51，48，34 ，54，58，61，上下徘徊，反正從沒進入34名以內，何況現在倒退到61名。你說，唉，這是西方的偏見，別有用心，如何可信？
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總監鍾庭耀做了二十年的民意調查，又是一個別有用心的人（眾笑）。他的調查顯示，在97年以前，香港人對於北京政府是充滿疑慮的；但97年回歸到2003年期間，發現中央對香港的政策相當克制而寬鬆，港人對中央的印象愈來愈趨正面，認同自己是「中國人」，或「是香港人，也是中國人」的比例也逐漸升高。港人對中央的信任度，第一次下降是在03年，第二次下降是08年以後，都跟中央積極介入香港事務有密切關係。現在香港人對中央「不信任」的程度又接近1997年的高潮，而自認是「香港人」的比例愈來愈高，認同「中國人」或「是香港人，也是中國人」的比例相對減低。前些時，壟斷香港地產霸權的富二代李家傑，氣急敗壞地在北京的兩會大肆攻擊鍾庭耀，絕不是事出無因的。在座的蘇鑰機（眾笑），在中文大學做了十多年的記者調查，記者們認為香港的新聞自由不斷倒退，也是別有用心之徒？（眾笑）
還有林行止，《信報》的創辦人。為了回應左派對他的惡意攻擊，林行止在去年8月28日寫了一文章，還引述了我在《報人報國：中國新聞史的另一種讀法》（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3）的一段話。我的學術研究喜歡看改朝換代的眾生相，歷史是一面照妖鏡，個人在關鍵時刻怎麼抉擇與變化無不原形畢露。我在文章中分析當年《大公報》王芸生、蕭乾，還有《文匯報》徐鑄成，如何在香港接受地下黨的安排，坐外國船喬裝北上天津，轉去北平去參加新政協。其中，王芸生在國共內戰時對兩邊各打五十板，後來看到國民黨大勢已去，他擔心共產黨不要他這種人，不料毛澤東給他寫一封親筆信，害他興奮得幾個晚上睡不著，趕緊前去「投降」（王芸生自己的話）。他很快就跟上了新形勢，上綱上線，把自己和《大公報》罵得一文不值，晚年又後悔一些違心之論。其他幾位自由報人都有類似的遭遇和扭曲，我浩歎：「這難道是一般自由知識人共同的歸宿？」林行止引述這句話以後說：「筆者可算是個自由知識人，但絕不希望追隨上述諸位報人行徑般無端打倒昨日之我，更不會把所創辦的報紙及同事拖下水！」他說他寧可不寫，也不會糟蹋自己。現在我想把這本不祥的書，送給另外一個別有用心的人。（送給了程翔，眾大笑，掌聲）這些事，這些變化，想起來令人痛心不止。
剛剛夫子（劉銳紹）講過了，香港的上市公司中，中資已經佔到57%（回歸時只佔20%），所以要撤廣告是很輕而易舉的事。威脅利誘，還有自我檢查，一點一滴，明明擺在眼前。除非是那些「別無用心」的人，都必須承認香港的新聞自由正處於一個分水嶺上。面對山雨欲來風滿樓，怎麼辦？毛主席不是講過：在戰略上要藐視敵人，在戰術上要尊重敵人？我把這個話稍微翻轉一下，長期也許可以悲觀，短期必須樂觀，否則什麼事情都做不了。
我不是鼓吹盲目的樂觀。我們樂觀的基礎何在？我認為，香港畢竟是一個開放社會，沒有新聞是壓得下去的。只要有心人，特別是年輕一代，提高警覺，爭取充分的、普遍的新聞自由，聚沙成塔，猶如魯迅說的「於無聲處聽驚雷」，必可從各角落匯集許多意想不到的結果。例如，劉銳紹跟程翔他們組織了一個獨立評論人協會，這是個非常有意義、有啟發性的開端。萬一主流媒體一家一家被收買，我們還有新媒體。我們不要太天真，以至於把新媒體浪漫化。因為我們固然可以用新媒體，但大公司、中資或對新聞自由有敵意的人，也會用新媒體。然而，兩者最大的差別在哪裡？在於有無公信力。
獨立寫作人必須建立社會公信。他們是一個鬆懈的自由人團體，自由人本來就是不受控制的，言論不一定要統一，也不應該統一，但可以和而不同，每篇文章都是經過努力思考、理性分析，擲地有聲，即使讀者不同意某個觀點或論述，也會報以敬意。新媒體需要的資本少，發揮的空間大，只要建立起公信，獨立的意見和自由的報導不但不可能淹沒，而且還會開展一片廣大的天地。我相信，在開放社會，新聞自由不會走到窮途末路。臺灣千辛萬苦爭取到新聞自由，但一些媚俗甚至「染紅」的表現卻令人失望，有心之士也在網上做類似的嘗試，雖然還太早，困難也可能不少，但這條路無論如何是值得一試的。只要整個香港社會有這種共識，一同支援這種獨立、自由的傳媒人，香港的新聞自由是絕對不會沉淪的。
編者注：
【1】《許家屯回憶錄》中，許講到一件「組織原則上很特別的事情」：「諾獎得主楊振寧很為中央器重，他向胡耀邦、趙紫陽反映，香港有些人對新華社分社不滿，楊建議：另設管道。由中央向香港中文大學派個訪問學者，此人可直接向中央反映港人意見。胡耀邦同意，由萬里選了喬宗淮。喬早許三個月赴港。喬來港後，通過中大校長馬臨，認識鍾士元、鄧蓮如、利國偉。許到港接管了喬直通中央的這條線，隨即在馬臨的校長別墅會見鐘士元等三人……從此，可以想像楊振寧和馬臨和中共不尋常的關係…」
【2】梁慕嫻在香港2012年特首選舉期間著有《我與香港地下黨》，推測彼時競選人之一梁振英為地下黨員，引起爭議。
【3】李家傑在今年兩會上批評港大民意研究計畫總監鍾庭耀「經常在關鍵時刻發布對港府或中央不利的民意調查」。他建議香港幾個壟斷地產霸權的家族出資，請中文大學和科技大學做民意調查，和鍾庭耀打擂臺。其言下之意，民意調查的結果彷彿是可以隨著支援調查的機構的指揮棒而改變的。譚惠珠向全國政協委員長張德江報告，港區的政協委員和《明報》合作，宣傳國情，很有效果，但經《明報》否認。譚惠珠當年曾受寵於港英政府，彼一時也，此一時也，乃識時務之「俊傑」。
【4】鍾庭耀負責的香港大學民意調研網站（Public Opinion Programme）：http://hkupop.hku.hk/chinese/
【5】香港中文大學教授蘇鑰機接受香港電台採訪時表示：「雖然不完全認同李家傑的言論，但他認為民調沒有專利，任何組織都可以做，問題是做出來的調查是否有公信力。」他又指出：「港大每個月均會公佈民調結果，並非是因應某些時候才發表，而鍾庭耀過往亦不時面對批評，相信他不會有太大壓力。」
【6】黃文放（1931——2000），人稱「放叔」，18歲進入香港新華社工作，1992年從台灣事務部長位上退休。其後任時事評論員，對臺灣問題多有自己的見解，在香港左派中也是一個異類。
【7】關於《大公報》王芸生等人，除了《報人報國》一書以外，讀者可以參閱楊奎松：《忍不住的「關懷」：1949年前後的書生與政治》。
【8】李金銓教授的論文《政治經濟學的悖論：中港臺傳媒與民主變革的交光互影》網址http://www.cuhk.edu.hk/ics/21c/supplem/essay/0305010g.htm，或見李金銓：《超越西方霸權：傳媒與文化中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