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律師披露的消息，今年中國「兩會」後，對新公民運動發起人許志永的二審，及對新公民運動其他宣導者和參與者的一審，將陸續展開。而春節前對許志永的一審，尤其是許志永被法官打斷的最後陳述，已經震撼了世界，國際輿論達於頂點。許志永及新公民運動，獲得了歷史性聲譽；中國司法當局及所謂法治形象，則付出高昂的信用代價。
但比歷史聲譽更重要的突破，則是建設性的反對派，反而因打壓登上歷史舞臺，這應為中國司法當局始料不及。
建設性的反對派，是王功權去年接受媒體專訪時對自己和新公民運動的定位，亦為許志永所認同，但在中國民間飽受爭議。有一種傾向在中國民間很流行，即把反對等同於零和遊戲，等同於鬥爭哲學，如毛澤東所稱的：「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
從「兩個凡是」出發，認定建設性就是給統治者解套，就是充當幫閒甚至幫兇；非此即彼，全輸全贏，這樣的極化思維顯然是政治反對的誤區。許志永和王功權發起新公民運動，主張建設性的反對派，正是要走出這誤區，為中國的政治反對開新路。
這新路，概括地說，就是服務社會之路。許志永最早的聲譽，就從服務中得來。2003年他與滕彪、俞江發起三博士上書，終結了罪惡的收容遣送制度，讓數億農民工受益。風雨兼程，一路走到今天，服務社會是他不變的主題。2005年他和王功權等同仁創辦公盟，主要就為弱勢族群提供法律援助；2009年公盟被迫關閉，他又以公民群體為平臺，發起教育平權運動，最終迫使教育部讓步，宣佈三十省同步開放農民工子女同城高考，受益的農民工至少千萬。
十年反對之路，十年服務之路，十年建設之路；反對與服務、反對與建設的驚人重疊，是許志永、王功權，也是整個新公民運動的顯著特色。它不是消極等待遙遙無期的總解決，不是幻想暴烈的一夜巨變，而是推動社會的點滴生長，相信生長本身就是不可遏制的改變力量。不是打倒一切，而是建設社會；不是空談主義，而是解決具體問題；不是空喊反對，而是通過扎扎實實的推動，讓反對派的理念落地發芽。
功夫在詩外，於當下中國的反對政治而言，所謂詩外就是社會。必須以社會為主場，不斷向下紮根，與社會的需求對接，才能為反對政治奠定社會基礎，才能告別小圈子的政治，成就公民的大政治。也惟有公民的大政治，即千千萬萬公民崛起的壓力，才可能讓所有槍炮失效，讓所有鎮壓失效，以柔克剛，啟動和平轉型的進程。
對這點，看得最明白的是當權者。新公民運動根本就是陽謀，從不諱言和平轉型的初衷。如果當權者有轉型的自覺，這於他們本不衝突。但事實上他們連轉型兩個字都懶得提，他們只要千秋萬代。這就註定了新公民運動不可能不受難。新公民運動固然溫和，但這只是基於普遍的人性，是對人心的溫和、對社會的溫和，對恐懼轉型的當權者而言，恰恰越溫和越可怕，越溫和越是洪水猛獸。
新公民運動最終遭全面絞殺，也就是邏輯的必然。這一點，許志永早心知肚明。但他求仁得仁，以身飼虎，義無反顧。空喊反對在當下中國並沒有太大風險，但它並不能真的改變什麼。要告別空喊，扎扎實實地服務社會和建設社會，扎扎實實地推動，反而可能最危險，隨時會淪為國家的敵人。沒有足夠的心理準備，沒有不惜自我犧牲的強大意志，不可能像許志永這樣挺身而出，十年不輟。
這正是許志永最可貴之處，也是他不僅得到國際社會一邊倒的聲援，更得到國內主流社會普遍同情的原因。和平轉型不等於沒有犧牲，恰恰需要精英的自我犧牲。不是空喊不怕犧牲，不是鼓動別人犧牲，不是喊給我上，而是關鍵時刻犧牲在前，關鍵時刻喊跟我上，這是許志永的意義，也是當下中國精英的責任。只有當越來越多的精英敢於自我犧牲，才會喚醒我們民族的精神力量，以遏制未來可能的大潰敗，避免大震盪、大犧牲。
好在，明白自己責任的精英，不只許志永一人，從劉曉波，到郭飛雄、丁家喜、趙常青，他們沒有一個人退縮，沒有一個人不是大義凜然，他們是真正的貴族。設想一下，數年之後，當他們相繼走出高牆，重新投入方興未艾的新公民運動和其他反對政治，那該是多麼激動人心的場景。那時誰敢否認，成建制的建設性反對派已在中國崛起！這，或許是這個不幸的民族在當下的大幸。
＊作者為中國公共知識份子，前《南方周末》評論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