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辭術
如何走出這種困境？有一段時間，我反思的結論是，表達比辯論更重要。又過了一段時間，我加上了一句：傾聽比表達更重要。今天，我甚至可以再添一句：批判自我比批判別人更重要。可是，問題在於：誰願意真誠地表達、耐心地傾聽、坦然地自我批判？所有這些要求，說到底都只是倫理性的、對自我的要求。別人要是置之不理，繼續活在自己的偏見世界裡，你又能怎麼樣呢？所以，我們看到的現象似乎是：因為言論自由，反而導致不同觀點勢同水火，各方之間裂痕加深。
也許還有另外一種克服交流障礙的辦法，那就是修辭術的運用。靠真相無法溝通的，可以靠修辭來說服，這是古希臘的普羅泰戈拉、蘇格拉底等大哲都洞見的道理。當代法學家波斯納就修辭術如何運用提供了科學化的進路。他指出，說服與否，依賴距離和頑固性兩個變數。立場之間的距離越短，說服的成本越低；信念越強烈，則越難以說服。所以，信念的頑固程度影響對修辭目的的選擇，而距離影響對修辭手段的選擇，比如旁敲側擊、繞彎子。總之要訴諸名聲氣場、對方利益、情感指導、聚集注意力、強化承諾、提供動機並培養移情等。
然而，修辭同樣離不開權力，甚至必須依附權力。換言之，越是掌權者越喜歡遮蔽真相，拿出修辭的武器來俘獲或欺騙人心。反之，無權者也喜歡借助修辭來靠近權力，增加話語的力量。哲人蘇格拉底為此做出了表率。他因為厭棄權力，所以厭棄修辭，寧願說出使人反感的真相而被判處死刑，也不願意利用自己嫺熟的修辭技藝來迎合庸眾的情趣。同時，修辭本身也是雙刃劍，其效果或許沒打動別人，倒把自己套進去了。比如皇帝的那身新裝，其實也隱喻著他那權力的修辭與掩飾的技藝。很不幸的是，他想掌控一切，卻不知修辭的邊際效益遞減的規律；他害怕被愚弄，反而被愚弄了。修辭的衣服可害苦了他。
說了這麼多，我是不是對通過言論自由達成真相與和解持比較悲觀的態度呢？當然並非如此。沒有言論自由的實踐，就不可能有基本規則和倫理觀念的建設。每個人，都必須經過言論自由的洗禮，才能在思想和行動上更加開明與成熟。在言論自由的舞臺，未經挑戰的人生不值一過。表面看來，言論自由攪混了「一汪絕望的死水」，但它使問題暴露了出來，而不是等到整個社會無藥可救時才慌忙清理病灶。
我們願意生活在言論自由的環境，是因為言論自由本身是好的，也是因為充分討論對於解決遇到的問題是更為有效的。言論自由的重要意義不在於忙著達成什麼共識，達不成共識也無所謂。更何況，很多東西無關真理，而關乎正義，比如那些圍繞道德決疑術的辯論：為了功利目的殺人是不是正當的？為什麼可以有善意的謊言？好人為什麼會受苦，等等。人類的生活總是面臨諸如此類的困境，但我們可以交流，可以通過交流尋找並建立一些共同生活的良善規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