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徒生童話《皇帝的新裝》（國王的新衣）至今讀來仍然耐人尋味。在那個小孩一語道破「皇帝沒穿衣服」的真相之前，為什麼所有人都在刻意掩蓋如此明顯的事實？答案或許只有一個，那就是說真話要冒很大的風險。這種風險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對自己智識的否定。承認沒看見新衣，會被共同體視為愚蠢，從而在精神層面被排除於社會之外；二是對自己地位的否定。看不見新衣，會證明自己是不稱職的，從而失去身份爵祿、衣食飯碗；三是對自己生命的否定。說出沒穿新衣的真話，會忤逆權威，使皇帝大失面子，可能遭到殺頭。
真話
可歎的是，故事中的皇帝既是始作俑者，也是作繭自縛者。皇帝本人也無法避免上述三重風險。狡猾的騙子抓住了其愛慕虛榮的人性弱點，令皇帝也不敢暴露自己沒看見新衣的真情。否則，他將陷入騙子設的邏輯，成為愚蠢的皇帝、尸位素餐的皇帝，進而該被趕下臺的皇帝。
為了規避風險，整個王國都自覺參與這場自上而下掩蓋真相的遊戲，而不顧它可能帶來其他更為糟糕的結局。由於誰也不敢提出質疑，人們逐漸失去分辨真假判斷是非的理性能力。假作真時真亦假，既然無法說出自己的疑惑，就只能盲從別人的觀點。長此以往，立場取代思考，壓制不同意見的偏狹本能成為社會的主流風氣。儘管從每個人的具體處境來看，懷疑這種「眼見為實」情有可原，但從整個社會的實力及發展來看，就會發現其中的荒誕，因為繼續下去的結果只能是：騙子一次次得逞，王國從物質和精氣（mores）層面，都日益喪失防範抵禦危機的能力。
而那個敢說真話的小孩呢？他同樣會為自己的童言無忌付出巨大的代價。在安徒生的故事中，小孩還算幸運，他沒有立即遭到捂嘴扼殺，畢竟這個謊言太過荒唐，所以真話很快能得到民意的回應。但也不一定。要知道，在許多時候，謊言越大越有人相信；更何況，皇帝的面子勝過真相，儘管他「有點兒發抖」，卻擺出更驕傲的神氣繼續這場遊行大典。事後呢？最好的解決當然是痛定思痛，抓住騙子，回歸真實，放開言論。但更為可能的處理方式往往是：死不認錯，對說真話者秋後算帳，繼續嚴格管控言論。
從這裡，我們看到了真相背後的利益，話語背後的權力。這些背後的力量時時在扭曲著話語的表達與交流。舉我本人的例子。課堂內外，網上網下，微博微信，我都是一個極力宣導和實踐自由辯論的人。曾經以為，通過不斷深入的開放交流，理性和寬容的精神會逐漸滋長，在公共議題方面達成基本共識並不困難。如今看來，這種想法實在過於天真，因為它忽視了那些支配話語的信仰、立場、利益、權力、情感、經驗等複雜因素。尤其在一些敏感性問題上，更是無法展開充分有效的溝通。
修辭術
如何走出這種困境？有一段時間，我反思的結論是，表達比辯論更重要。又過了一段時間，我加上了一句：傾聽比表達更重要。今天，我甚至可以再添一句：批判自我比批判別人更重要。可是，問題在於：誰願意真誠地表達、耐心地傾聽、坦然地自我批判？所有這些要求，說到底都只是倫理性的、對自我的要求。別人要是置之不理，繼續活在自己的偏見世界裡，你又能怎麼樣呢？所以，我們看到的現象似乎是：因為言論自由，反而導致不同觀點勢同水火，各方之間裂痕加深。
也許還有另外一種克服交流障礙的辦法，那就是修辭術的運用。靠真相無法溝通的，可以靠修辭來說服，這是古希臘的普羅泰戈拉、蘇格拉底等大哲都洞見的道理。當代法學家波斯納就修辭術如何運用提供了科學化的進路。他指出，說服與否，依賴距離和頑固性兩個變數。立場之間的距離越短，說服的成本越低；信念越強烈，則越難以說服。所以，信念的頑固程度影響對修辭目的的選擇，而距離影響對修辭手段的選擇，比如旁敲側擊、繞彎子。總之要訴諸名聲氣場、對方利益、情感指導、聚集注意力、強化承諾、提供動機並培養移情等。
然而，修辭同樣離不開權力，甚至必須依附權力。換言之，越是掌權者越喜歡遮蔽真相，拿出修辭的武器來俘獲或欺騙人心。反之，無權者也喜歡借助修辭來靠近權力，增加話語的力量。哲人蘇格拉底為此做出了表率。他因為厭棄權力，所以厭棄修辭，寧願說出使人反感的真相而被判處死刑，也不願意利用自己嫺熟的修辭技藝來迎合庸眾的情趣。同時，修辭本身也是雙刃劍，其效果或許沒打動別人，倒把自己套進去了。比如皇帝的那身新裝，其實也隱喻著他那權力的修辭與掩飾的技藝。很不幸的是，他想掌控一切，卻不知修辭的邊際效益遞減的規律；他害怕被愚弄，反而被愚弄了。修辭的衣服可害苦了他。
說了這麼多，我是不是對通過言論自由達成真相與和解持比較悲觀的態度呢？當然並非如此。沒有言論自由的實踐，就不可能有基本規則和倫理觀念的建設。每個人，都必須經過言論自由的洗禮，才能在思想和行動上更加開明與成熟。在言論自由的舞臺，未經挑戰的人生不值一過。表面看來，言論自由攪混了「一汪絕望的死水」，但它使問題暴露了出來，而不是等到整個社會無藥可救時才慌忙清理病灶。
我們願意生活在言論自由的環境，是因為言論自由本身是好的，也是因為充分討論對於解決遇到的問題是更為有效的。言論自由的重要意義不在於忙著達成什麼共識，達不成共識也無所謂。更何況，很多東西無關真理，而關乎正義，比如那些圍繞道德決疑術的辯論：為了功利目的殺人是不是正當的？為什麼可以有善意的謊言？好人為什麼會受苦，等等。人類的生活總是面臨諸如此類的困境，但我們可以交流，可以通過交流尋找並建立一些共同生活的良善規則。
話語權
重要的是，通過一輪輪的自由交流，某種話語權不再具有定於一尊、頤指氣使地位。掌握話語權的人進行自我約束是必要的和有意義的。喜歡穿新衣的皇帝當然可以不改變他的嗜好和頑固觀點，但他不再能輕易綁架別人的觀點，而且他必須現實地發現：與他觀點不一致的聲音會越來越多。因為聲音的多元，所以需要起碼的程式；因為聲音的多元，所以不得不重視別的聲音；因為聲音的多元，所以必須習慣於和自己不喜歡的人平等相處。因為聲音的多元，人們就不會像基辛格博士那樣充滿修辭意味地說：「我知道世界下周不會發生危機的，因為我的日程已經排滿了。」
所以，隨著言論自由的深入，尋求真相與扭曲真相之間的博弈將是長期反覆的，同時，不同觀念的對立和價值觀的分層也將是常態性的。明白的人，會越來越明白，糊塗的人，會一直糊塗下去。但這些都不要緊，畢竟，生活的真相會教訓我們，時代的發展會教訓我們。
＊作者為中國法律人，作家。主要著作：《哈特的法律實證主義：一種思想關係的視角》；《法律人的救贖》。譯著：《司法審查與憲法》；《哈特的一生：噩夢與美夢》；《覺醒的自我》。（原文刊載騰訊大家網http://dajia.qq.com/blog/382977051738988，責任編輯；代金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