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在長沙經商的台灣人、一個在北京進行田野研究的英國人、一個回瀋陽過年的中國人，當這三位同時入境台灣時，我們應該注意誰呢？當疾病與特定的身份（國籍、性別等）連結後，除了造成污名，更具體的傷害，便是污名自身就是防疫的漏洞。」——許崇銘（端傳媒，2020）
集中營式的隔離措施
我是劉璧嘉，香港僑生，來台五年（不過上年香港運動高峰期間去了香港半年），與來台八年的北京陸生女友在台灣讀書期間於研究所認識。她是我當年課堂的小助教（帥T一枚！），我們那個學期結束後就一起租屋同居了，家住艋舺，共養一貓。作為一枚女同志，過年對我來說不是特別的容易。今年我決定與女友去北京過年，主要是避開自己家的年夜飯，也是陪女友去更新她的台灣簽注。 我是1月21日跟她一起回北京的。她媽媽是實驗室的醫生，一下飛機就敦促著我們要戴口罩、洗手、減少與外人接觸，可是回到家她還是很識趣地給我們睡雙人床（還同一張雙人被子！）。她的家人為了避免跟人接觸和降低傳染風險，在拜年過後還特地自我隔離，駕車帶著我舉家暫搬到河北某個小城市的一個小屋。這裡的感染人數比台北還要低。但我們還是決定不要出門。
自1月26日起，臺灣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僅規定「陸生即日起至2月9日暫緩來臺」。也就是說，在北京和她同穿同吃同洗同睡同床的我，將會在2月初，與同機的其他台商、陸配、台灣旅客和外國人等一起回台，而她卻會被迫滯留大陸兩週（依據疾管署1月26日新聞稿：陸生即日起至2月9日暫緩來臺）、回台後還要集中隔離兩週（根據1月26日教育部發佈指引）。
我知道，如果我聰明一點的話，最好閉嘴。 在防疫這件事上，我因為手拿香港護照、又是屬於僑生，剛好便宜都讓我佔了（還沒算上因為香港反送中運動而得到的各種光環！），「逃過了」陸生要面對的集中營式的隔離措施。看這篇文章的一些香港人或許此刻都想罵我了，「你係香港人啊，做咩為大陸人講野？」（你是香港人啊，幹嘛為大陸人說話？）畢竟，香港的身分本來在台灣就很尷尬，我們一時被認為是「抗共良伴」，在歷史上卻有過很長一段時間都覺得我們或是潛在共匪，或是財大氣粗。好不容易一場運動讓許多台灣人覺得香港人是「朋友」（不論是什麼意義下的、正反立場的，或基於各種臆想的......都是存在的）。
難得我在台灣的許多日常片段才剛剛從圍繞著被鹽水雞叔叔、計程車司機和賣菜阿嬤推敲身分和政治立場，變成被歡迎、被加油和被關問。我這篇文章就是往自己的身上潑髒水——也是為其他曾到大陸返鄉探親的香港人的身上潑髒水。我知道，如果我少說兩句，二月初，我就可以準時回家、見貓兒（還有用google、臉書和IG！）。二月末，在自主健康管理和隔離後，我就可以上學、工作、逛夜市。其實我知道我我不該嚷嚷，要不然可能會落得和陸生一樣的下場——被拒絕入境，然後是延遲入境、被學校集體囚禁在某個賓館內被監察兩週、然後放出來後再兩週的自主健康管理。
但基於對於居住了五年的台灣的切身情感，我必須說一句：我就是你們的防疫漏洞。
危急時機「有殺錯，無放過」？
但是當大家都認為只要把陸生都隔離就安全的情況下，其實正正是中了「掩眼法」。我的感染機率與女友一樣的高（或一樣的低），但憑什麼我們就被差別對待了呢？ 被差別待遇的不只是我，由「【非湖北的】中港澳其他地區入境且無症狀」的「台灣人」、「陸配」、「外國人」、「僑生」、「陸生」五種人裡面，台灣人和外國人可以自由外出，陸配要「限制居住」，陸生是「集中監測管理」，僑生則是「自主健康管理」。憑什麼我就不用被關起來？而就算我和其他有相同旅遊史的僑生被關起來了，憑什麼那些和我們同機的外國人和台商就不用了呢？
很多人都覺得說，就算把陸生關起來是不對的，但所謂危急時機「有殺錯，無放過」，這樣也是迫不得已。在陸生被逼拘禁14天這個事情上，許多人都表示說「不太知道怎麼回應」。許多本來友好的社運團體都突然卻步了，要「討論討論」。我知道，因為大家都覺得自己不是防疫專家，不好對隔離是否恰當指指點點。
我不是防疫專家，我不知道要多大強度的隔離和監察才能杜絕病毒入台。但我們都應該要知道，當病毒要感染人的時候，不會問你是陸生還是僑生，是台商、陸配還是台灣公民。病毒只會問你有沒有洗手、戴口罩、「在沒有保護的情況下接觸病患和去疫區」。
對陸生的污名，讓人們把病毒與這個群體扣連起來，而忘記了這種污名自身正正是防疫的最大漏洞，因為它讓我們把注意力從對抗病毒挪到了對抗某些人身上。這就像有些人只是喜歡問男同志做愛有沒有戴安全套、有沒有定期做檢測，因為不戴套就是傳播HIV病毒——卻不去問問看直人幹的時候有沒有戴安全套、有沒有定期做檢測。不要忘記同志平權「據說」是台灣最大的寶藏之一。 我不是防疫專家，但在我以前在愛滋病團體工作的經驗，我們被教導的是要掌握「病毒的思路」，因此，在防治愛滋病上，我們問的問卷是「有沒有進行不安全的性行為」，而不是「你是男同志還是女同志」、「你有多少個床伴」。
我不是防疫專家，但我們都知道，在對抗這個肺炎抗病毒最有效的防疫方法是詢問旅行史和接觸史——而不是詢問你的國籍。 我不是防疫專家，但我們也會知道這種對陸生的差別對待，是資源的錯配和防疫的漏洞。如果不認知這個漏洞，就認為自己「已經做了一點對的事」、「總比沒有做好」，就是眼睜睜的看著像我這樣的僑生、外國人、陸配、台商、台灣人「逍遙」防疫網外，或是說，使得有同樣高風險的人士得不到相應的幫助。
我們要的是更精準的篩選和評估
重申一次，不要誤會，我完全明白防疫和隔離在某些狀況下的必須。因此，這也是為什麼在回北京拜完年後，我們和家人還自己駕車去了河北某個感染率比台北還要低的小城市自主隔離了一週，還被她身為化驗室醫生的媽媽每天敦促洗手和戴口罩。本來我們也打算回台後，根據譬如台大的建議自主隔離在我們自租的台北小房裡，擼貓度日。
我想，如果有資源的話，有許多人（包括我）都恨不得把我們所有具備大陸旅遊史的人都集中關起來觀察兩週。但在這個小島資源就是有限的情況下，還浪費資源去把不論低風險還是高風險的陸生統一關起來，然後錯過其他高風險人士，不是更加的荒謬嗎？在資源並不是無限的情況下，難道不是調配給最危急的人，幫助他們度過難關嗎？而這個難道不是透過詳細詢問不只是陸生、也包括有去過大陸的所有人的旅行史和接觸史，然後重新「是其是、非其非」地把真正需要隔離的人以符合人權和衛生標準的方式隔離開來嗎？為什麼要把那麼多有條件自主隔離的陸生關起來，然後把許多沒有自主隔離條件的去過大陸的台灣人忽略起來？這已經不只是台灣政府歧視和污名陸生的問題了，這更是資源錯配的問題。
如果說大陸的疫情爆發，是因為地方政府為了配合維穩大方向一開始瞞報疫情，是因為威權結構底下養出來的官僚惰性、怕事和唯命是從，必須等到疫情爆發得不可掩蓋，才可以逼使中央使用其龐大的國家機器做中央資源調配和處理（有趣的是，台灣人只看到前者，而大陸官媒只看到後者）。如果說官僚唯命是從是病毒的溫床，那我作為一個夾在中港台的異鄉人，給予台灣的忠告就是，拜託政府、各位公民、大學官僚和各個僥倖地以為「自己逃過了強迫隔離」的僑生，我們如果尊重這片土地，就要防止它重蹈覆轍。我呼籲的是：不要根據國籍而差別對待。我們要的是更精準的篩選和評估，把資源調配給真正有需要返台人士。
＊作者為國立中央大學碩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