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方面考慮更多的似乎是確保劉鶴副總理順利在美簽署貿易協議，避免節外生枝，也難怪武漢市長周先旺在1月27日接受中央電視台訪問時令人驚訝地推卸瞞報責任，暗有所指。事實上，在劉鶴簽署協議後、1月20日政治局常委會議前的關鍵一周，中國的兩位最高領導人卻分別身處緬甸、雲南和青海西寧。
中國公眾對武漢肺炎仍然處於麻木狀態，中國衛生健康委員會則以「內緊外松」的政策對付。 有武漢市民報告說，武漢機場直到20日之前沒有設立任何疑似病人的甄別措施，武漢地方官僚的怠政現象同樣存在於中央政府的行政退縮。
20日，中共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專門防疫領導小組後，並未立即公布小組長人選。直到兩天後李克強總理前往武漢視察災情，公眾和外界才得以獲悉他才是這個小組的領先負責人，且向政治局常委會負責，位階遠遠低於習近平親任組長、凌駕於政治局之上的其他二十餘個領導小組。似乎，圍繞領導權，習近平和國務院之間、政治局常委之間的討價還價和權力爭奪貫穿著疫情上升和爆發，無形中繼續延誤著決策和應對。
而且，中共中央的宣傳與網管部門繼續下發內部指示，要求「以70週年精神抓輿情管控、要求快速處置有害信息賬戶、多發佈增強信心的稿子」，與武漢地方當局最初嚴控災情輿論同出一轍，並未汲取武漢地方治理的失敗，更與知識分子們呼籲放開媒體管制、放開社會管制、放開慈善和社會救助管制的呼聲相去甚遠。
官方指定的救助機構紅十字會，則被質疑一如既往的傲慢和官僚主義。紅十字會要求民間捐助以金錢為主，接收境外自發捐助則要求按照中國標凖且收取手續費。還被公眾發現，在實際下發物資過程中效率低下。有來自武漢醫護人員的抱怨稱紅會轉交物資質量低劣，遠不如他們直接獲取的民間捐助物資。
如此種種，都不能不讓公眾對可能持續半年的武漢肺炎災情報以普遍的悲觀、對北京的危機應對投以不信任和不滿。
有北京觀察家指出，「從2019年底迄今一個月以來武漢肺炎的大規模擴散和治理失敗，全面檢驗了習上台以後的行政體制和軍隊改革、以及黨組織以革命化為掩護所樹立的忠誠體制，證明其應對『新常態』之外公共風險的低效和僵硬，不僅導致公共治理的全面失敗，也讓社會和人民為之付出巨大代價。」
以2020年為轉折點，即使習近平的權威得以保持、中國的社會結構保持不變，習近平未來的執政道路和中國未來的民族主義崛起，也都可能因為武漢肺炎的全國性危機而遭受重大挫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