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華南海鮮市場約二十公里之外，就是2018年獲批運行的中科院病毒所P4級別的病毒實驗室。據稱這一達到最高安全級別BSL-4的病毒實驗室是亞洲唯一，雖然籌建於2003年「非典」危機之後，也是中法合作的產物，卻更是過去八年來中國「習躍進」所催生的。因為在它之後，中國還將在哈爾濱、昆明和北京建設另外三家同樣級別的病毒實驗室。
國際研究界在視之為中國爭奪該領域國際競爭力標誌的同時，也對其安全性和學術合規性表示懷疑。
譬如，2019年7月加拿大華裔病毒學家邱香果夫婦被加警方帶離他們所供職的加拿大國際微生物實驗室，據稱他們在2017-18年間五次訪問中國，為中科院的病毒實驗室建設提供指導；加拿大廣播公司（CBC）2019年8月2日披露，當年3月31日曾有一批活體伊波拉病毒和亨尼巴病毒經由加拿大航空公司送往北京的中科院。
2018年，正是武漢這家中科院病毒所的石正麗團隊從2016-17年間廣東爆發的豬瘟中提取了中華菊頭蝠的冠狀病毒毒株，簡稱SADS病毒，並且最遲在2019年11月24日上海舉行的一個會議上報告了對此種冠狀病毒跨種傳播機制的研究。
巧合的是，最近幾天越來越多的公開病例顯示，武漢肺炎的最初病例正是開始於2019年的11月。當然，且不論北京的《科技日報》在2020年1月27日轉述《自然》雜誌的在線新聞，稱北京化工大學教授童貽剛教授對最初41個案例的分析和推測，斷定病毒演化可能發生在2019年10月1日前後可能為一人攜帶病毒到華南海鮮市場，武漢地方當局對去年12月底的疫情爆發卻採取了噤聲八位知情人的方式，其中一位是搶救醫生，在被當地警方告誡後的第11天也染上武漢肺炎住進了重症室。
這種以警方主導、掩蓋真相的治理方式，在2019年持續半年的香港當局應對民眾「反送中」運動中同樣出現，其反面效應也頗有相通之處，再一次暴露了中國地方治理的固定套路。
如同香港特區政府和中聯辦的治理主義路線終於在2019年11月的區議會選舉後破產，武漢地方治理也因瞞報而拖延、最終加速了疫情爆發而告失敗，需由中央政府在1月20日緊急介入，調派軍隊衛生力量介入，一場地方性的公共治理危機正逐漸演變為超過2003年「非典」規模的全國性治理危機。
隨著武漢肺炎的擴散，武漢當地的感染者以超過「非典」的感染率急劇上升，或數以萬計的「武漢病人」蜂擁向武漢各家醫院，武漢醫院的重症病房、隔離病牀、接診能力、確診試劑、日用口罩、消毒耗材、以及醫療人員的體力和精神都不堪重負，瀕臨崩潰，病患和醫療系統雙方均處在巨大的壓力下，均轉向全國公開求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