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愛的英國飲食作家扶霞（Fuchsia Dunlop）在《魚翅與花椒》（Shark's Fin and Sichuan Pepper: A Sweet-SourMemoir of Eating in China）中形容，香港於她是一個特殊的存在，既中國也西方，既是香奈兒也是雞腳。
上世紀九○年代，她為了寫書頻繁在倫敦與成都輪流居住，香港成為她重新適應西方或東方文化的轉運站，有點類似深海潛水者在浮出水面時的「減壓艙」。扶霞試過幾次，如果不在香港停留幾天就直接回英國或去中國，面對巨大的文化衝擊，腦袋就是會有好幾天無法運作，連話都說不出來。
扶霞觀察香港：
香港溫柔地幫助我跨過邊界。就某些方面來說，這裡也是中國，但在某些方面來說又不是。我能在東方文華酒店的船長酒吧裡和英國朋友碰面，喝杯雞尾酒，也能在灣仔溼漉漉的市場看著活生生的魚被開腸剖肚……。
香港之所以能夠這樣，是因為這裡的每個人都身在邊緣，就像這個地方本身一樣。我的香港朋友瞭解每天都要處理各種文化是怎麼一回事，我們能在東西方之間隨意擺盪……。香港的多元文化和國際化是中國絕大多數的地方都還無法企及的……。
吸引我的「邊緣感」
某個夜晚，守著香港理大被包圍的直播到深夜二點，意識過於清醒的不眠夜，重新翻讀此書，忍不住爬梳屬於自己的香港記憶。我問自己，為什麼對香港懷有如此特殊情感？從二○○四年至今，皮夾裡總有一張「八達通」卡，年年最少一到三次香港行。答案，似乎就藏在扶霞所說的「邊緣感」。
邊緣，注定不是中心、不是主流；邊緣，在兩種文化、兩種價值、好幾種語言之間擺盪；邊緣，讓這座城市曖昧而豐富，瑰麗而危險，如王家衛的《重慶森林》般迷離神祕。
香港的街道名稱忽中忽西，趣怪十足，許多廣東話直翻、濃濃殖民風味的街名怎樣也記不住，租庇利街、域多利皇后街、亞李畢理道、京士柏道……。怎麼念呢？跟計程車司機講他們也聽不懂啊，後來香港朋友教我，直接記英文發音就好啦。另一些街名市井味十足，有氣味、有畫面，懷疑根本從清朝延續，如花墟道、洗衣街、漁光道、炮仗街，還有鹹魚街、豉油街呢，一看就知它的前世居民是賣花、賣魚、做鞭炮或製醬油的。
在香港，一個轉身，往往就是兩個世界、兩種面貌。
逼仄與開闊並存於香港
誰說香港只有購物和美食？隨身帶著作家劉克襄的《四分之三香港》到香港走步道，會發現親近山野如此容易，搭上船或巴士，不到三十分鐘，可以到達南ㄚ島步道、石澳龍脊步道，甚至世界前二十名的麥理浩徑。然後走著走著，一不小心轉個彎就置身於山與海之間。
大都會與大自然，逼仄與開闊，繁華與鄉野，富有與貧窮，西方與東方，一切明顯的矛盾與對比，在香港，奇異並存。
一次一次，一年一年，看到了這城市有形無形的轉變。曾和女兒在中環逛街，店員一聽口音，熱情地說：「妳們是台灣來的吧，我們最喜歡台灣來的遊客了。」她的熱情背後，沒說出口的是對中國遊客的排斥。
那一年，親眼看到尖沙嘴九龍公園邊的海防道上，一個媽媽讓稚齡女兒蹲下噓噓；在銅鑼灣的屈臣氏，戴著ＬＶ圍巾的女士奶粉一買就是一打。一大早，海港城外的香奈兒店排隊，我好奇詢問為什麼排隊？因為裡面一次只能接待固定數量的遊客，放出去幾個才能進來幾個。
同時餐廳的服務品質愈來愈差。尖沙嘴常去的茶餐廳，從點菜上菜到結帳，沒一人有笑容，手勢甚至稱得上粗魯。在蘭芳園喝奶茶吃麵包，一吃完侍者幾乎同步站在身後催著結帳。忍不住向友人抱怨小食肆的服務實在退步，朋友說因為奢侈品牌鐘錶店、珠寶店一家家開，很多小食肆因高房租被迫關門搬遷，留下來的幾乎一天營業二十小時，人人壓力奇大。
好幾次，經過尖沙嘴鐘樓附近，被大學生攔下希望簽名支持，內容從反對鐘樓搬遷到聲援民主派議員因宣誓風波被取消資格……。原本已很高壓、高速的香港人日常，緊張感和焦慮感，似乎一直在積累、在升高。
強韌的城市不會從此陷落
九七前後，固然許多香港人選擇移民，用腳投票，但同時也有許多香港人開心殖民地的混血身世終於結束，樂於改變國族認同。但二十幾年過去了，點點滴滴，遊客如我，清晰感受到香港從形式到內在都在改變。我無法具體說出怎樣的改變，彷彿是不再滿足於大國「邊緣」，想爭取從來未曾「被賦予」的主體性。
我不相信香港會從此陷落，歷史曾證明這個城市非常強韌。祝福香奈兒與雞腳之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