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中繼港口城市如香港和新加坡（及享有自主地位的民主國家台灣），都必須格外小心。從中國興起的力量來看，它們和諺語中「煤礦裡的金絲雀」（編按：事先預警）並無殊異。與數百年前的南海國家一樣，香港和新加坡都仗恃地理位置和與中國的文化關聯而繁榮，但如今它們的不安全卻和它們的財富一樣明顯。對香港來說，跡象已經十分明顯，它愈來愈陷入要維持經濟活潑、政治上至少要能從中國半自主卻十分艱苦的鬥爭。出乎人意料之外，自從一九九七年香港回歸中國以來，英國的殖民統治以及早已深植香港相對自由的國際主義，這些卻反而強化港人在地認同的意識，而使得香港與中國內地產生巨大的差異。弔詭的是，與此同時，香港現在的命運和財富遠比現代任何時期都更加與祖國緊密綁在一起。
無論是出於勇敢或愚蠢，香港的年輕人在這件事上可能別無選擇，但他們仍努力試圖實現其目標。由於他們的努力，香港或許將繼續享有作為中國特殊中介人的角色──而不是麻六甲海峽歷史上一般人熟悉的河邊倉儲中心的中介機構。香港將是中國與世界其他地方之間金融、司法、設計和服務的中間人──同時為自己爭取朝向更西式政治體制的穩定發展，也就是自由和直接選舉，無拘無束的言論自由和獨立的司法。遺憾的是，當中國提出「一國兩制」這個口號、號稱願意賦予香港有限度自主時，它心裡想的可全不是這麼一回事。中國面對此一挑戰時的反應，純粹是「天下」意識，先是不祥地警告，香港若不安定和失序，將對本地的繁榮構成威脅，同時也試圖甜化經濟大餅，希望能在香港人民賺錢第一的意識決定其政治態度時產生決定性的作用。
面對二○一四年一波波要求選舉制度改革的劇烈抗議，中國將香港股市和內地股市掛鉤，揭示它將祭出共榮招數，展開大規模的基礎設施開發。其內容是興建高速鐵路，把香港和上海串聯起來，並在珠江三角洲打造超級城市，將香港與鄰近一些新興城市，如深圳、東莞、珠海、佛山和廣州，結合起來。這個超級大城市將有五千萬人口，經濟產值將占全國十分之一，面積足足有大倫敦的二十六倍。
從北京的角度來看，這種作法的優點不僅是透過區域整合收買香港，也能藉此產生共榮的意識，更何況還能將香港併入一個更大、更相互依賴的整體，而強烈減弱其獨立性。透過國家規畫的移民及刻意將人民集中到新屯墾地區，以利管控，這種人海戰術是中國自古至今慣用的伎倆。中國通常使用這招來促進同化，最起初是在古時候用於撫輯華南，然後用在中西部省份，現在再套用到西藏與新疆等邊陲地帶，對付世居於此、族裔和宗教不同的少數民族。
如果這種輸送經濟利益、爭取人心和改變思想的作法不能奏效，北京還保留許多巨棍，以彌補其源源不絕的胡蘿蔔之不足。中國近年已屢次發出警告，公開宣傳要將上海或天津或兩者打造為全球金融中心的構想，這可剝奪香港最重要、最有厚利的專職。中國若要實現這樣的計畫，就必須實施極具挑戰的改革。然而，許多改革，如准許貨幣匯率浮動、取消其他資金控制、實施更嚴格的財務報告規定等，從長期來看是不可避免的措施，而且確定可以加速推出，以增強對香港的壓力。同樣的道理，雖然在不挑戰中國共產黨的權力之下更難推出，但中國可以強化它本身對財金事務的法治管理。它可以先劃定一塊地區做有限度的實驗，如一九八○年代初期所採行的經濟特區那樣。當年，北京在經濟特區內接受海外私人投資，試行資本主義式的工業生產，不去撼動在國內其他地區所實施的列寧主義制度。
我們不難想像北京會允許外資企業在經濟特區註冊其中國業務，保障它們享有國際標準財務正常程序的待遇。即使在類似作法上有溫和的進展，也會威脅到香港另一個重要支柱：它在中國境內享有的獨特地位，司法上相當獨立與透明。為了阻滯北京類似的改革，香港的菁英會竭力討好北京，包括出重手阻止民間民主革命的要求。香港菁英這麼做，中共就可以免去尷尬及被直接指責其壓制政策。然而，我們也不應該有幻覺，若有需要，北京就會親自出重手壓制。二○一五年和二○一六年的事例已經很清楚顯示，香港銅鑼灣書店因出售批評中國統治者的書刊，五名股東竟然「被失蹤」。其中之一的桂民海雖為華裔，具有瑞典公民身分，因為書店擬出版一本有關習近平情史的書籍，竟然神祕地出現在中國，透過電視螢幕「認罪」，為十二年前一樁交通事故自首投案。二○一六年一月，中國公安部官網也宣布成立一個特別的局級單位，追緝逃出中國國境的「嫌犯」。
中國對香港的言論自由增強壓力，以逮捕書店股東殺雞儆猴，另外又試圖接管大學，使得香港居民對前途抱持悲觀態度。二○一五年底一部電影《十年》意外賣座，這反映出此一微妙情勢。電影分成五段情節，想像二○二五年香港的生活，每一段由一位導演主鏡。其中一段描述普通話取代廣東話，成為香港官方語言，凡是不會講普通話的人，就會被邊緣化。另一段是北京透過趨炎附勢的香港官員嚴重介入地方政府，並雇用流氓恐嚇異議人士。一位觀眾對《紐約時報》記者說：「這部電影提醒我們，再不有所行動，香港將變成另一個深圳。」
珍娜．阿布－魯賀在《歐洲霸權之前》一書中評估香港走向一九八○年代末期的景況，就已預見惡兆。她說，香港的角色「類似『自由貿易區』，主要功能是擔任通往中國的『門戶』，直到最近中國仍限制外國貿易商進出，甚至到今天，還需透過上海和廣州等國際港口通行。因此，香港的繁榮完全繫於它所享有特許而可進出受限的市場。從這方面來看，香港很像巨港和占卑，而這兩座城市的重要性來自其在宋代以前在朝貢貿易上具有特殊關係。我們很容易理解，為什麼這樣的地位在政治上相當脆弱。」
想要生存下去的一個關鍵，也是麻六甲海峽所有買辦國家沒有做到的一點，就是珍娜．阿布－魯賀所說的envaluation，即今人所謂的「加值」。這正是新加坡戰略的關鍵元素；新加坡比香港更富有創新精神，可能是出於一般人所謂的「距離的好處」。有很長一段時間，香港似乎很繁榮，幾乎純粹是因為其扼居進出中國門戶的地理位置，而樂享其成。然而，隨著時間進展，香港因無迫切壓力需要演進或創新，而面臨險峻的代價：香港變得有如巨港或占卑，一個沒有本身腹地的地方，一旦中國本身的改革在許多產業上以低價取勝，香港便只能大量貿易，但生產不了太多東西。反觀新加坡不斷努力開發新的產業，藉重精密的研發、創新的設計和先進的科技，特別重視有高度附加價值的領域。在李光耀父子領導下，新加坡出現獨特的軟性威權主義，目前還能漂亮地勝過自視甚高的詛咒。當然，長期下來新加坡是否能成功，仍然是未知數。
＊作者傅好文（Howard W. French），任教於哥倫比亞大學新聞研究所。曾駐外二十餘年，工作暨旅行足跡遍及五大洲共一百多個國家。本文選自作者著作《中國擴張：歷史如何形塑中國的強權之路》（遠足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