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過去我們長期沉溺於「亞洲四小龍」的稱號，習於以自己的經濟發展成就為豪。其實中華民國迄今的民主法治發展成果，遠比經濟發展成就更為重要；因為要讓國家富起來不算特別難，現今亞洲各國大都也逐步走上富有之途。真正困難的是除了溫飽之外，還要能夠進一步建構民主法治社會。而民主法治價值與其理念的滋長、宣揚與實踐，就像所有的知識、價值與文明的生成與傳承一樣，都必須要以學術自由為前提。只有在不論是國家政治權力部門還是社會部門，二者都能對學術自由抱持尊重的態度，經濟與民主法治才有可能二者皆逐步發展起來。然而，企圖影響或甚至是抑制學術自由的力量始終存在，且此股力量的消長往往決定了國家社會整體的榮枯。
一、學術、文明與大學
學術研究活動是人類社會進步的動力，也是締造文明與促使文明演進的推手。沒有學術研究自由，知識無法滋長，文明無法演進。中古歐洲近千年的宗教控制在相當程度上阻礙了學術發展，例如因宗教因素禁止人體解剖而阻礙醫學進步，就是最好的例子。反之，在逐步解除宗教桎梏之後，歐洲開始蓬勃發展，以極快的速度推動文明演進，並主宰全球事務數百年，迄今不墜。歐美國家之所以能引領文明發展，正是因其能締造一個學術得以蓬勃發展的自由空間，使得這些國家能產生思想並擁有知識，進而擁有了宰制全球的力量。
除了自由的發展空間之外，學術研究還要有基本的經濟條件與社會條件為其前提。先就經濟條件而言，其實就是兩種經費：一是研究者自己生存所需之經費，一是研究工作所需之經費，也就是包括器材、設備與人力等各類經費。作為思想家，或是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者，研究所需之經費相對較小；但若是科學家，往往研究所需之各類經費極為龐大，遠非個人所能承擔。包括大學在內的各類學術研究機構的設置，將學術研究從原本是「個人化」與「非制度化」的情境，轉變為「機構化」與「制度化」，此與科學研究所需之經費龐大密切相關。再就社會條件而言，思想的散播與知識的運用，需要存在公共論壇（精神與意見市場）與自由經濟市場（物質市場）等兩種市場。公共論壇作為思想散布與意見交流的精神平臺，讓分享、辯論、批判與對話成為可能。如此得以產生思想與知識，促進文明演進，讓人們得以更接近事實與真理。自由經濟市場則是一個開放的競爭環境，讓各類知識的運用得以在自由競爭市場上檢驗，市場的回饋既是研究者努力之報償，同時也能引導研究的更新與深化。
在另一方面，因為學術研究能產生知識，而取得與掌握知識就是掌握力量。若是能夠成立研究與教育機構，其既可掌控思想與知識，亦能聚集研究者與培訓菁英；此自然成為各方勢力所高度關注之事項。西方之「大學」正是在此背景下，先由宗教勢力所設立，希望透過神學研究統一天主教之思想與教義，並且透過教會所設置之學校傳遞教會的官方思想。歐洲中世紀大學之設置，往往需要取得羅馬教會之特許，同時也要得到大學所在國之國王的認可。國王認可的內容，就是承認大學在王國之內享有獨立自主的特殊地位，不受王權直接管理統治。在教會的羽翼下，大學不受世俗權力（即王權）所管轄，但其用於對抗王權的獨立自主地位，在一定程度上亦得以排除教會的干涉。
大學及與其類似之教學研究機構的存在，使得學術研究得以滋長與發展。大學一方面提供研究者之生存所需，另一方面也提供研究者之研究所需；更重要的是大學的獨立自主地位使大學自己成為一個公共論壇，讓各種思想與研究成果得以自由公開散布。換言之，具獨立自主地位之大學，同時得以滿足學術研究所需之經濟條件與社會條件，因而成為西方學術研究的核心，人才培養的重鎮。對於人類之知識與文明而言，大學的存在一方面得以負責「生產」（知識、思想與研發成果），同時也肩負「傳遞」（教學與發表）與「保存」（大學出版社、圖書館與博物館）的功能。
二、民主對抗學術與大學
歐洲中世紀所設立之大學，皆早於近代民族國家興起之前。其演進歷程乃是逐步排除教會勢力與國家勢力的干擾，以學術研究與教育為其存立基礎。所謂學術研究，包含追求真理、創造知識與散布思想。所謂教育，即是培養知識菁英，也就是要培養擁有知識，並且能獨立思考的理性批判者。然而不論學術研究還是教育，在本質上皆與民主原則相互牴觸。
民主最簡單的理解就是一種決策程序，在平等基礎上，以一人一票，票票等值的投票原則決定公共事務。民主考量的重點是「量」（票數），至於在「質」（人的思考與意見）的面向上，則假設人人平等，無智愚之別，故票票等值。然而學術研究與教育恰恰是僅考慮「質」的面向，因「質」之不同，亦即是優劣程度之差異，因而產生階層化與位階化。基於「質」的階層化，「同儕專業評價原則」才應是此二領域的運作原則。學術研究成果的評價與學生學習成果的評價，都必須以專業品質之優劣為其評價基準，與「量」完全無關。
然而隨著民主化在各個領域發展，學術與教育亦為民主化所籠罩。特別是在教會勢力式微之後，民主社會下的政治力（國家）與經濟力（企業資本家）紛紛搶進大學與類似之教研機構，以期掌握知識，進而掌握力量。國家與資本家在財務上挹注經費，但同時也透過經費分配與運用引導大學之運作，決定研究議程，乃至於主導知識與思想之發表與傳遞。然而政治力與經濟力基本上都是「量」的概念：前者是選票，後者是鈔票。任何政權的執政者都有想要掌握知識生產，控制知識分子，並想要透過教育來培養政權的效忠者；因而他們都有染指大學與其他教學研究機構的自然傾向。從控制設立，控制人事，控制招生，控制課程，控制經費，控制研究方向，乃至於控制內部行政等，不一而足。同樣的，企業財團透過捐款也想介入前述各領域；尤其希望大學之研究成果可以轉換成工業生產技術與商業運用，以為企業財團創造利潤。政治力與經濟力的夾殺，使得大學本該擁有的獨立自主空間日益萎縮。此外，民主化社會下的大學，必須敞開大門，迎接具平等地位之公民。大學的教育使命已經從培養具理性批判能力之社會菁英，質變成培養具專業生產能力的技術人員。大學開始接受為數龐大的學生，並以他們畢業後的就業考量作為大學教育的最主要目的。不僅國家與企業廠商成為大學的顧客，連學生也成為大學最主要的顧客。大學不僅必須回應其顧客之所需，甚且應以其顧客之意志為其意志；因為顧客永遠是對的。
＊作者為臺灣大學政治系暨公共事務研究所教授、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合聘研究員，本文選自《台灣與民主的距離》（聯經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