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想妥善處理全球金融危機，盡可能降低危機再爆發的風險，我們必須奉行經過協調、前後一致的方案，根據危機的個別成因對症下藥。我們必須減債、糾正過度的經濟失衡、扭轉金融化趨勢，並且藉由縮減福利計畫和為未來的福利支出準備充足財源，控制福利支出的成長。但各國執政者因為擔心經濟崩盤和在選舉中失利，盡力規避這些必要的變革，一如1930年代至1950年代的好萊塢男星艾羅爾‧弗林（Errol Flynn），不願因應財力衰退的事實改變支出習慣。
各國政府選擇權宜之計，壓低利率並增加公共支出（靠發行公債或向央行借錢支應），藉此刺激需求。製造出危機的政策，結果成為解決危機的方案，這呼應了維也納評論家卡爾‧克勞斯（Karl Kraus）的說法：精神分析本身是一種病，但偽裝成一種療法。政界和央行官員選擇賭一把，假定經濟成長和較高的通膨終將解決問題。
結果，在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後，主要經濟體的公共和民間債務總額不減反增。在2007年至2014年間，全球債務增加了57兆美元，對GDP的比率增加了17個百分點。截至2014年中，全球債務為199兆美元，相當於全球年度GDP的286％。相較之下，2007年時全球債務為142兆美元（相當於GDP的269％），2000年時為87兆美元（相當於GDP的246％）。
在此期間，如果看實體經濟債務（家庭、非金融企業和政府的債務）對GDP的比率，沒有一個主要經濟體是下降了，開發中經濟體也只有五個是下降了。相較之下，14個國家的總負債對GDP比率上升逾50個百分點。負債對GDP的比率超過200％的國家如今超過20個，日本以400％高居第一，美國、加拿大、英國、德國、法國、義大利和澳洲的負債對GDP比率，分別為233％、221％、252％、188％、280％、259％和213％。中國、印度、巴西、俄羅斯、南非和韓國的負債對GDP比率，分別為217％、120％、128％、65％、133％和231％。
2007年至2014年間全球增加的債務，有一半發生在開發中經濟體。期間中國債務飆升，從2007年的7兆美元，增至2014年的28兆美元。
企業、家庭和政府的債務全都增加了，只有已開發國家的金融業降低了負債。企業借錢不是為了投資，而是為了買回自家股票或收購其他公司。家庭債務約74％為房貸，在80％的國家是增加了。風險指標，例如負債對所得比率、償債支出占所得的比率，以及房價變化等顯示，加拿大、荷蘭、瑞典、澳洲、馬來西亞和泰國的家庭面臨負債過重的危險。
在2007年至2014年間，政府債務增加了25兆美元，達到58兆美元。有10個國家的政府債務對GDP比率超過100％，包括日本和一些歐洲國家，日本政府的債務對GDP比率超過240％。因為經濟成長緩慢、通膨率偏低，加上政府入不敷出，在可見的未來，美國、日本和許多歐洲國家的政府債務對GDP比率預料將上升。在這些國家當中，政府債務多數已增至不可持續的水準，如何降低或何時降低目前並不清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