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這個地方與我特別有緣。透過閱讀日本文學和相關的資料及圖片等等，我和一般的中國人一樣的早就被她的特質所吸引住了。而且我也前前後後去過京都旅行很多次。但一九六九年至一九七○年，我為了撰寫中日比較文學研究的論文，在左京區北白川疏水之畔的民屋住宿近一年，白天到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的圖書館做研究寫論文，回到住宿處則有機會與當地尋常百姓男女老少在衣食住行各方面接觸；甚至結交京都當地的朋友，學會講京都腔調的方言，因而得以真正融入了當地的生活裡層。
我所寫的論文為《唐代文化對日本平安文壇的影響》。研究的對象是中古時代中國的隋、唐時期文化與日本平安時代的文學的關係。其時間約當六、七世紀之際，對中、日兩國而言，皆為國富民強的時期，而平安朝廷之「王朝時代」盛世，尤其有賴遣隋使、遣唐使的外交活動以及留學制度有以致之。唐代與平安朝代分屬於中、日兩國的極盛時期。唐建都於長安，平安朝廷則建都於京都（當時稱平安京、自七九四年至十九世紀後半「明治維新」，才遷都於東京）。
當年，我在京都這個具有千年政治與文化歷史的都市居住一年，得以親身經歷其地，以及附近各名勝古蹟的四季行事和風俗民情，而且由今追古，利用「人文」（人文科學研究所的簡稱）豐富的圖書，也可以查看許多事情的緣由與來龍去脈。我離開臺北之前，林海音先生以《純文學》月刊社主持人的立場向我邀稿，每月寫一篇有關日本的文章。數十年前的狀況和今天大不相同，臺灣的人民不像今天可以隨興出國旅遊，介紹外國的文學作品相當有限，我便以京都及其鄰近各地為定點，每月撰寫一篇散文刊登於《純文學》月刊上。文章的內容涵蓋了寺院、庭園、古蹟、博物館、祭祀、飲食、人物及風俗民情等等。一年的留京期限屆滿後，得十數篇長短文，字數足夠輯為一本散文集，遂由純文學出版社印行了散文集《京都一年》。
《京都一年》是我的第一本散文集。回想當年我三十六、七歲，生平第一次離開家人在異鄉獨居，心中難免是寂寞的難堪的，但是平時日間撰寫《唐代文化對日本平安文壇的影響》，週末夜晚則改寫遊記《京都一年》，我的異鄉生活竟變得十分忙碌而有趣。這兩種文章的書寫，在性質類別上雖然不同，但是都與我所居住的京都有關。《唐代文化對日本平安文壇的影響》是與千年前的平安朝廷相關；《京都一年》則是寫當時的京都。我同時執筆寫今昔京都，不但不覺得矛盾衝突，反而額外地得到奇妙的時空聯繫感覺。至於後來我花了五年半的時間譯注的《源氏物語》，是日本平安朝至今最富盛名的古典小說；此百萬言的鉅著中人物活動的背景或事情發生的地點，都是與京都及其附近的宇治、嵯峨等地方關聯著；那些地方，我多半遊覽徘徊過，所以譯注之際也就格外感覺親切有意思。是何等的幸運與奇緣，在這幾年當中，我不知不覺地竟以論文、散文和翻譯三種文筆書寫出與京都關係密切的書。這其間對於我個人的寫作是否產生過什麼樣的影響呢？我沒有去仔細辨析過，不過，從不同領域的文字書寫去接觸的結果，應該是有助於我對京都的認識，甚或是偏愛的罷。下面就談一談我所認識的京都。
京都，古稱平安京。桓武天皇延曆十三年（七九四）自長岡遷都以來，至後鳥羽天皇建久三年（一一九二）鐮倉幕府創設，而後移都於東京，其間約一千餘年奠都於此。為日本政治史上和文化史上的一段極盛時代，稱為「平安時代」。日本在明治維新（十九世紀後半廢封建，行中央集權，並吸收歐美先進文化，求取富國強兵之目的）以前，實以中國之典章制度文化為其模範。七、八世紀之際為中國唐朝最強盛時期，當時向唐朝廷「朝貢」的外國計達七十餘國。唐以文明國自稱，而對四方外國一律視為藩屬國，稱四方與唐之貿易關係為「朝貢」；而唐與四方之貿易關係則稱「回賜」。至於日本，在聖德太子攝政時代便派其臣小野妹子為「遣隋大使」。小野妹子入隋，不但把佛教輸入日本，甚至將中國的典章制度也移植進去了。推古十一年（隋文帝仁壽三年，六○三）日本制定冠位十二階，翌年又制定憲法十七條，為日本歷史上所謂「大化革新」之先端。隋代雖然只有三十八年，但日本不定期派遣「朝貢」團體之行為，在入唐以後不減反增，並且以學一般文化的「留學生」及專學佛法的「留學僧」相隨，有些人更長期居留唐土，大量而深層地學習中國的政治、法律及文學、藝術，遂形成了中古時期燦爛的「平安文化」（一稱「王朝文化」）。
下面舉其中之若干具體現象：
桓武天皇遷都之後，因為仰慕唐代大國之風範與文明，遂仿唐之首都「長安」，而定其京城之名為「平安京」。其後營造平安京的主要幹道，亦仿長安如棋盤之結構，縱橫設道路，其由東西平行者，由南邊的一条、二条、三条、向北而至八条、九条；南北行者，中央大道為「朱雀大路」。其東為「右京」、其西為「左京」（「右京」較早荒廢，中世以後，以上、下區分為「上京」、「下京」）。
日人又稱京都為「洛」，則同樣是因為崇尚中國相對於「西京」長安的「東京」洛陽。洛陽曾經是中國的東周、西漢、西晉、北魏之首都，以及隋、唐的東都。「洛」字成為京都的異稱（例如「入洛」、「上洛」、「歸洛」、「洛西」、「洛陽」）。我從前住宿的地方在京都北部，靠近銀閣寺的疏水之畔：「京都市左京區北白川銀閣寺道」，所以那個地方是「洛北」，也是「左京」。平安時代以來，從日本人稱他們的首都既含長安之義、又影射洛陽，可見他們傾心中國文物文明之一斑了。
至於一条到九条，到如今仍然是京都人日常活動的重要地標；只是往昔的「朱雀大路」已經被「河原町」所取代。「河原町」是現代京都的南北行主要大路，而其中以南北中段的「三条」和「四条」最為熱鬧，許多的商店、禮品店、百貨公司、電影院、餐飲店、旅館，甚至於書店、土產品、醬菜店都擠湊在那裡。京都當地的人都喜歡稱那一帶鬧區為「三条河原」、「四条河原」。如果說「三条河原」、「四条河原」代表著現代京都的摩登生活地區，只要從那一帶稍稍一轉進巷弄裡，就會看到窄窄的石板道路、黯黯的木造老屋，門柱上掛著的也是老舊的日文門牌，標示著一些豪奢的傳統餐飲店家。牆裡的櫻枝和柳條不經意地伸出牆外，給人全然不同於河原大馬路上的景象。這些陳年的，細緻又蒼茫的，屬於京都老故事的景象，不知已經延續了多少年？有一段稱為「先斗町」的地區，至今仍是藝妓們獻歌弄舞展藝之處。每到傍晚時分，常可以見到盛妝嬌美，梳著高髻，穿著華麗和服的年輕女孩，小心的提著裙襬踩著碎步，三三兩兩相伴走進這些巷弄裡。自古以來多少女性的青春在往來這一條窄窄的路上消逝去，而她們所表演的傳統歌舞，日本人稱為「文化國寶」。
京都這個都市，除了街道的規劃井然有序，受到唐代長安京城的影響外，其地及附近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是寺院、古剎與庭園特別多。究其原因，也是與遣隋使、遣唐使的歷史有關。遣隋使和遣唐使，本來是一種外交和貿易行為的稱謂，但是其中很重要的企圖，乃是對於中國文化的吸收。平安時代以前，日本的文化本來不甚高，藉由此外交與貿易的團體以及隨團體赴中國留學的「留學生」和「留學僧」，他們全面而大量地吸收了中國的文化，包括文學、藝術、音樂、醫術、技藝等等。此外，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宗教方面，佛教的傳入。佛教原本是印度的宗教，漢代傳入中國之後，經由唐代而擴大深入；然而日本卻是經由中國吸收了印度的佛教。
*文章出自有鹿文化出版，林文月《文字的魅力：從六朝開始散步》，隨書附贈「而今現在──林文月和一雙兒女的作品朗讀」C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