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66年起，每年新加坡總理都會在8月國慶期間發表政治演說，述說國家未來發展要點，這已成為新加坡的政治傳統。在1990年退任新加坡總理之位前，李光耀歷年的演說都有幾個共通點：第一，提及各種經濟發展策略，包括如何吸引外國人才、重整國家經濟結構、提高國家生產力、參考其他國家例子增加國家優勢（例如1982年提到，工業學習日本，國防學習瑞士）、管理新加坡工資水平、新加坡值得發展的行業（如造船業）等，這都旨在提升新加坡在世界中的位置與價值；第二，不斷提醒國民世界沒有免費午餐，不能鬆懈與任意冒險、要律己、奮鬥與具適應力、降低生活期望，否則新加坡難以生存；分析國際形勢對新加坡的意義，例如1990年演說，用上大篇幅分析波斯灣危機對世界局勢與新加坡的意義；第三，解釋為何政府需要有發展主導角色，例如 1974年與1985年的演說分別解釋，為何政府提高公積金繳交率，原因是如果新加坡人自願儲蓄、而不是透過公積金制度被強制儲蓄，他們就會如香港工人一 樣，「手頭上有很多現款可花，這造成長期的消費。他們租賃狹小房子，要給房東繳付高昂的租金。他們拼命購買大量衣物、鞋子、家具、電視機……他們沒有重要的或永久性的資產可以展示」。公積金既方便新加坡人成為屋主， 政府亦可利用公積金投資，增加國家財富，減輕外圍經濟波動帶來的影響。
李光耀亦不時提及香港，以對照新加坡的發展狀況。例如早在1967年，李光耀便提到「香港的人口密度雖然比我們多……可是生活水準比我們低了一半」；1988年李光耀解釋政府語言政策時，指新加坡的危險，在於「有太多以西方的英文為第一語言的東西……但若是個偽西方社會，那就如同一個假貨，那就是一場災難了」。香港卻沒有這方面問題，原因是「在香港，英國的西方影響只在表面。香港上層人士懂英文說英語，但是香港仍是一個說中文與說廣東話的中國價值觀的社會……他們不必擔心被西方文化淹沒，也不必擔心原本的文化會被取代。」
這些演說，反映李光耀信奉的是實用主義；1965年，在宣布星馬分家、新加坡獨立的記者會中，李光耀如此解說實用主義：「『那麼，不管新加坡政府是社會主義政府或其他，是非共或反共政府，它必須與魔鬼貿易為其人民謀生計以求生存』。為了生存，甚而與魔鬼貿易也在所不計。這就是現實，這是我的見解」。
國家與社會互動下的政權認受性
好些學者（如Steven Levitsky、 Lucan A. Way、William Case）認為， 新加坡是有選舉缺民主（elections without democracy）的選舉威權政體 （electoral authoritarianism）。雖然政府經選舉產生，但社會各種自由（例如 集會與言論）仍然受限。執政黨強大的意識形態與選舉操控能力，使選民角色被動，選舉難以出現政黨輪替、實現民主化。新馬被視為這類政體的範例，兩國執政黨已長期獨大數十年。
芝加哥大學政治學者史萊特（Dan Slater）在其近作分析，威權政體能否延續，關鍵在於社會上不同精英是否有著共同恐懼、憂懼社會穩定不能維持、因而願意賦予國家更多權力主持大局。這種社會恐懼心理，正是過去新加坡威權政治的核心支柱。
關於「恐懼」如何成為政府認受性的重要來源，德國學者奧特曼（Stephan Ortmann）曾作相當詳細的分析。執政黨一直在強化國民的危機意識、從中建立國家守護者的形象贏取支持，並通過選舉得到認受。關於國家危機的論述有五類：一、共產主義思想在社會散播，會觸發草根動亂；二、種族衝突；三、 新加坡被迫獨立，國家細小，沒有資源與腹地，經濟生存基礎薄弱；四、恐怖襲擊；五、民主制度會鼓吹個人主義、撕裂社會。內容重點是國家很脆弱， 要生存就不能出錯（no error margin），為此權力必須收緊。這些論述深入民心，怯於冒險與害怕失敗（kiasu）慢慢變成國民性格的一部分。
政府所擁有的社會輿論影響力，造就執政黨的選舉優勢。新加坡學者陳思賢 （Kenneth Paul Tan）梳理當中四個優勢：一、擁有治國權威形象。社會言行受限、政府主導國家歷史的書寫，使執政黨能有效地建立國家守護者的形象；二、選民心態不利反對黨。選民既因政府強調生存與經濟，而著重實利、 政治冷感與保守，也擔心政府能憑票上序號查出他們票投反對黨而影響生活； 三、反對黨形象負面，既被認為治國能力與人才質素不及執政黨，立場也不夠鮮明，例如工人黨自我定位為替代政黨（alternative party）而非反對黨； 四、有利的選舉制度。例如，執政黨可以決定何時大選、比反對黨準備更充足。亦有批評指，政府的選區劃分（gerrymandering），有利執政黨較易取得 國會議席。30但2011年的國會大選成了近年新加坡的政治「分水嶺」。2011年大選後，奧特曼認為新加坡政治已起了重大變化，威權政治下的選舉不再徒有其表、開始有實質競爭（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 regime）。
「恐懼」淡化 動搖威權統治
近年的轉變，反映執政黨的認受公式效用已不如以往，社會中各種共有「恐懼」正在淡化、國家中央集權的必要性開始受到質疑。民眾或則認為國家經年發展，像共產主義思想盛行、種族衝突的威脅已今非昔比，對社會的控制可以鬆綁；或則認同國家生存基礎薄弱、恐怖襲擊的威脅仍然存在，但慢慢地多了人認為威權政治不是唯一出路。例如近年開始有人提議，應改立專門針對恐怖主義的法案，取代應用範圍更廣的內部安全法（ Internal Security Act ），以 防政治打壓，或至少限制國家使用該法的權力。
改變民眾想法的，有兩個因素：一、時代不同。立國之初，新加坡脫離馬來西亞，前景暗淡、充滿未知之數，執政黨的危機論述因而對公眾特別有說服力。但當國家制度與運作開始成熟、發展成績受世界稱譽，社會對國家的需要與未來挑戰便有不同理解、對舊有論述不無疑問。二、執政黨面臨「執政困境」（perpetual performance dilemma），意思是威權政體專注於經濟發展表現來延續政權，但過程卻為社會問政的崛起製造誘因與條件。民眾因為國家提倡知識經濟、發展資訊科技、與世界接軌，眼界擴闊，刺激思考，於是對執政者的國家發展目標與方法異議日多，一黨獨大愈加困難。社會問政意識崛起，使反對黨形象不再負面，更多人才願意加入，實力有了可觀的發展，所以在上屆大選能夠挑戰近乎所有議席。選民也擺脫各種恐懼心理，敢於票投反對黨。
2015年大選，執政黨重新得到近七成支持率，但這並不代表執政黨面對的社會問政壓力已然解除，這只反映新加坡選民深受務實主義影響，在外圍經濟不穩定因素下，不敢冒險票投沒有執政往績（track-record）的反對黨，這亦意味如果外在環境合適，他們仍會票投反對黨，對執政黨加以壓存、使之更為面向民意。即便如此，設想有天新加坡完全開放政治，執政黨仍然享有優勢；2012 年，史萊特認為憑著過往亮麗政績，新加坡執政黨不難在政治競爭加劇的情況下繼續贏得執政，且更重要的是，開放政治可以回應社會漸強的制衡權力要求，執政黨可從中得到新的認受基礎與更高威望，有利管治。
需要補充的是，現今新加坡管治精英仍然著意加強國民的憂患意識。2011年，李光耀回應這種憂患意識「是否壓制政治異議的藉口」時，他這樣說：「如果 我們有種族或宗教衝突，我們就會變成另一個貝魯特（註：黎巴嫩首都）…… 我們必須為自己定位，鼓勵列強在區域維持影響力和勢力均衡，好讓我們有最大的活動與自由空間。我們能像新西蘭一樣安全，以至於可以連空軍都不要了？」2015年，新加坡新媒體 Mothership.sg，仍有刊登文章What if S'pore doesn't survive?，內文問：新加坡的主權國家地位，還能維持多久？文章並提出兩種可能情景，以解決未來令新加坡不能生存的問題：一是重新加入馬來西 亞（2007年，李光耀曾言，在某些條件下，新加坡可以考慮此一選項），二是歸英。
＊作者為新加坡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碩士，著有《港英時代—英國殖民管治術》。本文選自作者新著《雙城對倒──新加坡模式與香港未來》（天窗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