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法蘭克福書展期間，香港作家韓麗珠受邀參加了「亞太地區文學與政治」 及 「亞太地區女性與文學」等幾場作家討論活動，將香港的聲音帶到了書展現場。《德國之聲》對她進行了專訪。
韓麗珠：法蘭克福書展希望邀請香港的作家參與「文學與政治」話題的討論，他們找到了我。接到邀請是在7月初，恰逢6月9日發生了「反送中」大遊行，而運動在7月已進入白熱化階段，因此這個話題對我來說正合適。我希望表達的是，對於一個香港的寫作者，在面對這樣的事情的時候，他會有什麼樣的想法，會有怎樣的掙扎，我很想將我的想法帶出去。
這次的事件為什麼對寫作的人影響這麼大？因為這將直接影響到言論自由。而作為一個文化藝術工作者、一個作家，言論自由非常重要，免於恐懼的自由。雖然反送中的條例現在已經完全取消了，但其他問題，一些更重要的問題，還是會讓我們落入那種恐懼之中，包括警察濫暴的問題，濫用暴力和濫用拘捕的問題。 2014年的雨傘運動是一次失敗的公民抗命。雨傘運動後，我們積壓了許多年無助的情緒：很多人被秋後算賬，很多立法會議員被DQ（disqualification,，褫奪資格），我們積聚了許多無助、憤怒的情緒。而藉著這次反送中，其實這是一次社會的覺醒，意識到原來我們想做什麼樣的人，而我想將這種聲音帶到香港以外的地方。
德國之聲：作為一個寫作者，你覺得這次反送中運動對你有什麼影響？
韓麗珠：首先，文學是關於生活的一切，而政治在生活中無處不在。在這四個多月以來，我的頭腦無法從事件中抽離，我相信很多香港人也是這樣，因為我們沉浸在一種很深的情緒之中，而且香港的情況，每天都變得比之前更荒謬。每一天的狀況都不同，每天起床，我都會看看手機，看看新聞，這些新聞都會嚇到我，因為那並不是我們熟悉的香港。它變得很快，可以說是墮落得很快。
但作為一個寫作的人，我不會將我們現在看到的現實看作是唯一的現實。我身邊很多朋友都說，對這次政治所引起的社會的動盪覺得很絕望，但我並不認為完全絕望。當然，身邊有很多很恐怖、很殘忍的事情正在發生，但作為一個寫作的人，我知道這個現實並不是唯一的實相。實相有許多方面。還有一方面，我們之所以會創造了今天的現實，是因為這是我們很多香港人共同的心念所創造的。心裡有什麼，就會反映到世界中。今天的社會為什麼變成這樣？我認為是「業」，因果業報的業。是我們之前做了許多，所以現在結了果，而我們現在要共同面對這個結果。
德國之聲：聽起來很佛，也很玄。
韓麗珠：似乎只能從這個角度才能為自己找到一個出路。因為如果不給自己想一個出路的話，那我們就會被那種仇恨和憤怒所埋沒。每天都有很悲慘的事發生，例如示威者被打得頭破血流，一些被迫流亡到其他國家，有三個人失去了眼睛，其中一個是印尼的記者，很多女性示威者被性侵，在警署裡被性侵，很多人受了很多的傷害，很多人自殺，很多的神秘死亡事件，不知道是自殺還是他殺，但警察不去調查。我們社會的現狀，每天都很恐怖。所以，我只能將這個現實不去看作是唯一的現實，從而我可以看得更清楚。
德國之聲：反送中運動的這幾個月時間裡，你的寫作狀態是怎樣的？
韓麗珠：我寫了很多文章，主要是專欄和詩。在日報的專欄，每星期更新三篇；周刊的專欄，每兩個星期更新一篇；另外還有文學網站的專欄，每月更新一篇。除此以外，我每星期也會寫關於抗爭的稿子。其實我的本職工作是寫小說，但目前的寫作都很零碎，還沒能完成一篇小說。寫小說需要一些距離，需要很冷靜，不能讓許多情緒掩蓋了自己。但這幾個月有很多情緒，而且現實很不安定，所以也無法在一個很安定的狀態去寫小說。
所以主要是體驗。一個寫作的人，其實並非24小時都在寫作。一部分時間，他需要去體驗。所以有時候我會上街，去行動的現場。其實我知道我能做的不多，因為我很難走得很前；但因為我有作家的身份，我需要去看，去見證事件如何發生。看完之後，我可能未必馬上能將它寫出來，但我要去感受所有人的情緒，所有人的能量，這件事如何發展，我要將自己置身其中。
德國之聲：在書展的活動中，你提到語言刺激了你的想像，可以詳細解釋一下嗎？
韓麗珠：在香港有三種語言：兩種書面語言，三種口頭語言。口頭語言是普通話、廣東話和英語，生活上用廣東話溝通。除非見到外人，否則我們不會用英語或者普通話。寫下來的語言是書面語，用的卻不是廣東話。而我想事情的時候，我不一定用廣東話去思考。可能也是由於殖民地時期的影響，我們寫email的時候通常會用英文，我們生活中的語言夾雜著許多英文。
一種語言，它帶著全套的文化價值、價值觀和背後的情緒，語言裡暗示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所以我覺得，這完全會影響香港人所寫出來的內容。語言直接影響了我的寫作。我寫作的時候，並不是「我手寫我心」。但正因為這樣，所以每次落筆寫作的時候，我必須要創造一種新的語言給小說的世界，所以小說的世界和現實的世界並不是同一個世界。
因為語言離我的日常生活很遙遠，所以小說中的世界就如同一個洞，我可以藏身其中。在小說的世界裡，什麼都可以發生。當然，它也並非完全脫離現實世界，而是從另一個入口進入到現實。小說是虛構的，但虛構是為了要鑿穿現實生活里許多的謊言。現實生活中，人與人之間的相處基於禮貌，基於社會規範，其實我們不斷說出許多謊言和隱瞞，否則的話我們的人際關係會很恐怖。而小說的世界其實是將真相還原出來，通過虛構和想像。
德國之聲：書展的活動中還提到，你的想像還來源於女性在家庭中的角色，可以解釋一下嗎？
韓麗珠：我想說的是《風箏家族》這本書，其中包含六個短篇，相互之間有關聯。其中一個同名短篇，叫《風箏家族》，講述的是三個女性的故事：媽媽、阿姨和女兒。這個家族有一種病，家族中的女性會隨著年紀的增長越來越肥胖，身體甚至長到和房子一樣大，沒有任何事可以阻止。而當身體長到一定程度的時候，她們會肥胖致死。故事的主角，家族中的女兒，身體卻出奇地瘦，瘦到能飛走。阿姨年輕的時候長得很美，因此得到很多事業上的好處，和很多男性在一起。然而，人到中年，她變得越來越胖，直至到失去了前半生得到的所有。整個故事都是圍繞著女性身體的變化而講述的。
另外還有一個短篇故事，叫《感冒志》。故事發生在一個虛構的城市，裡面的人患了一場嚴重的感冒。當他們在醫院中醒來的時候，政府讓他們出院，但不可以回到原來的家庭中，而是被分配了新的家人：假的弟弟，假的父母，假的丈夫，全部都是陌生人。在新的家庭裡，他們要重新適應。為什麼要分配新的家人呢？政府的解釋是：這次嚴重的感冒，起因正是人們不肯進入家庭生活。孤獨容易致病，所以你們不准再孤獨。孤獨是帶菌的，所以每個人都必須進入家庭。
寫作這篇小說的時候，我思考的問題是，為什麼我們都要進入家庭的體系？為什麼我們沒有孤獨的自由？原因是社會控制個人，其中一種手段就是通過家庭的架構。當每個人都有一個身份，例如父親、兒子、母親，當你需要用很多精力去建立你的家庭的時候，你就不再有精力去思考，你到底是誰，你不會再去想你自己的身份。當你沒有空間去思考自己身份的時候，你也不會去反抗。這對社會很有利，也很安全。這是我十年前寫的小說。我最新的一篇長篇小說叫《空臉》。故事中一個城市的所有人都要強制接受整容手術，要整成一張符合社會規範的臉，才能拿到身份證繼續生活。這個故事也是關於身體的變異，以及當權者如何要求改變你的身體以符合要求。
德國之聲：後兩者看起來相當政治。
韓麗珠：有，但其實我不會說這是政治。因為文學、小說和生活很有關，而我們的生活裡又充滿了各色的政治，例如我們會被操控，或者我們會操控他人而不自知。我覺得我的小說，更多的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本身包含了很多角力。在一個家庭裡，只要這個家庭有三個人或以上，那麼這個家庭裡就有政治角力。
德國之聲：難怪你被稱為「香港的卡夫卡」。
韓麗珠：其實我並不喜歡這個名字，因為我是我，而不是其他人。想像豐富並不就是卡夫卡。我覺得每個寫作的人都是不同的。我們有時候需要將作者歸類，是因為我們對他並不熟悉，所以歸類後覺得能夠更容易理解。但其實這種歸類會削減他的想像力，或者削減他對其他人的理解能力，因為其實每個人都很獨特。而且，在文學裡有一種很重要的東西，那就是一些很細微的分別，這是最重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