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年磨出《剪翼史》 王文興:我不是標新立異而是絕地求生

2016-08-20 0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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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小說家王文興花了13年,再「磨」出第3部小說《剪翼史》。(陳伯聖攝)

台灣小說家王文興花了13年,再「磨」出第3部小說《剪翼史》。(陳伯聖攝)

「走這條路,我給自己很大的自由,這個自由並不是標新立異,而是絕地求生。」13年,王文興再「磨」出第3部小說《剪翼史》,同樣地,在他獨創的新字、標點符合和空白中,深澈描寫時間流逝中的賀教授,他的內心和外在世界的變動。極其獨特的,在書末結尾,他用了一個新創標點符合,極短的兩撇,就像「他走出了  校門」的一雙足印。

王文興向來以慢產小說出名,慢產的原因是他對於文字精準的要求,日產30個字,每個字都經過高標準審核,作為一個中文字,想要被放入王文興的小說內,一點也不容易。1973年出版的《家變》耗時13年創作,引起當時保守台灣社會對「孝道」與「道德」的批判與討論,第2部長篇小說《背海的人》上下部,更一共花去24年光陰。

慢讀,才能掌握小說的音樂性

有作家稱王文興的讀者都有點「被虐傾向」,因為他作品裡的文字「不好讀」,字句上講求聲韻,選字要求寫實,讀他的小說「不能快」,甚至得要大聲唸出來,才有可能了解小說主角正在經歷些什麼。

王文興重視小說的「聲音」,其寫作方式更被後輩作家們譽為「神話」,在桌上敲擊製造聲響,反覆斟酌文字的聲音,手稿上滿滿的曲線、點、圓圈,就像作曲家正在譜曲。為了呈現文句音韻,王文興可以捨去常用、通俗的字,甚至不惜自創文字,還會使用注音符號呈現筆下人物聲音的輕重,只為了讓字字句句更貼近其書寫世界中的真實。

新作《剪翼史》中,大量運用標點符號、空白、字體放大來創造小說的空間與情緒。問到是否可能造成讀者的隔閡?王文興認為,這樣的小說形式反而對慢動作、細心的讀者有所幫助,讓他們可以掌握文字的節奏。「比方說,鋼琴家葉綠娜是個學音樂的人,就在我的書寫裡讀到了音樂,她照著符號的暗示,也給她足夠的暗示,該不該加快、減慢。」在文學中的「節奏」,無非就是氣氛,對他而言,節奏的定位並不困難,但要達到定位的效果,就相當費力,這也為什麼選「字」這麼重要,每一個字都有他的定位作用。

對於小說選字上的細琢,在《剪翼史》中,要形容5、6封信件散落在桌上,王文興不選用「一堆」、「一落」或「一批」等通俗、好懂的量詞,他選用極少見的「一薈」,充分表現出約莫5、6封信,「匯聚在一起,不整齊也不亂」的景象,但若用「堆」就太硬了,「落」也太多,王文興表示,除了用字精確並且要求寫實以外,更重要的是要保持文句音韻上的一致,若字音太重,不符合句子的音韻他也不會使用。

台灣小說家王文興教授。(陳伯聖攝)
王文興重視小說的「聲音」,其寫作方式更被後輩作家們譽為「神話」。(陳伯聖攝)

王文興說明,自己花很多時間在選字,上述的例子中,他可能寫到「一」就寫不下去,接著要挑選字5到6分鐘,有些甚至要到10分鐘才能選好,必須考量聲音、視覺形象對不對。王文興表示,這完全是寫實的要求、求真而已。

讀不懂?只求一句話的讀者

講求「字」的藝術,但下一代會懂嗎?王文興認為,這一代人也不一定讀得懂,上一代也未必讀得懂,他的作品不會去討好讀者,只給少數願意讀的、最重要是有興趣且努力的讀者,大概要到做研究的、學者的讀者會有興趣逐字著磨。王文興補充說道,只要認同他小說裡的一句話,那就是他的讀者。

《剪翼史》中,經常在字句中出現行書、簡體字、繁體字、甚至生僻的古字和自創的新字交錯使用,字級也隨情節的進展放大或加粗。王文興表示,會選用行書體是希望在讀起來時,不要太輕、也不要太重,需要配合主角的心理狀態,而自創字的出現,是因為真的沒字可用,真的要創字必須要乍看之下讓人看懂,這些在創作上的要求,也讓出版社必須重新為此書刻字,編輯後製足足耗了1年,才能順利印刷。

至於注音符號,從《家變》就開始就廣泛在王文興的作品中運用,但注音符號無法翻譯,且只有台灣人看得懂,要怎麼讓作品能夠被翻譯、出版到其他國家?「那我管不了了!」王文興回答,假如想讀的讀者就學注音符號吧,只要是翻譯過的作品原意都會打折,他舉例,李白、杜甫的詩作要怎麼翻成英文?若翻過去,原本的聲韻都沒有了。

而在標點符號的部分,更是常有在字句旁加註直線、點、閃電般的曲線(具有宗教經驗上,真誠的為他人高興),就連大眾習以為常的句點,在王文興筆下,可能只剩下半個圈或是實心的黑點。王文興說明,半個圓圈有種未完待續的感覺,實心的黑點則是斬釘截鐵地回應。最讓讀者疑惑的,是結尾那不像破折號、也不像冒號,傾斜向外的兩條 - -,要怎麼解釋此符號的使用?「不能解釋,文學不能解釋,如果解釋就不成為文學,文學一定是表達而不是解釋。」

從家變到折翼史,進入無色無香的境界

從《家變》開始,王文興在華文創作中開創一種實驗性風格,新潮的創作形式、考究句子音韻,當年他34歲正值壯年,到今年出版《剪翼史》,王文興已77歲,但小說的實驗性卻依然存在,甚至更加挑戰讀者的閱讀功夫。王文興表示,實驗性只是為了求真,他指出,光是人就有3、4個層面需要去考究。

談論自己3部長篇小說的不同,王文興認為,《家變》中的抒情部分算最多,而後《背海的人》就開始將抒情部份抽去,直到《剪翼史》可說是完全不存在抒情,王文興解釋,因為抒情討好、好騙人,所以刻意拿掉作品中多數的形容詞,刻意要做到「無色無香」的地步。

問及現代年輕人創作上,自身經驗會不會較上一個世代貧乏?王文興表示,托爾斯泰晚年看到電影藝術興起,便直言電影將會取代文學,這十幾年看下來也的確如此,王文興認為,不能說年輕人沒有文學創作力,只是熱情轉移到另一個文學方向─電影上了。

至於《家變》或其他作品是否有可能搬上大螢幕?王文興笑笑說,自己不會出售版權,「我沒有窮到這麼需要錢。」但主要是因為文學拍成電影又是另外一回事,那是完全不同的作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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