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這條路，我給自己很大的自由，這個自由並不是標新立異，而是絕地求生。」13年，王文興再「磨」出第3部小說《剪翼史》，同樣地，在他獨創的新字、標點符合和空白中，深澈描寫時間流逝中的賀教授，他的內心和外在世界的變動。極其獨特的，在書末結尾，他用了一個新創標點符合，極短的兩撇，就像「他走出了 校門」的一雙足印。
王文興向來以慢產小說出名，慢產的原因是他對於文字精準的要求，日產30個字，每個字都經過高標準審核，作為一個中文字，想要被放入王文興的小說內，一點也不容易。1973年出版的《家變》耗時13年創作，引起當時保守台灣社會對「孝道」與「道德」的批判與討論，第2部長篇小說《背海的人》上下部，更一共花去24年光陰。
慢讀，才能掌握小說的音樂性
有作家稱王文興的讀者都有點「被虐傾向」，因為他作品裡的文字「不好讀」，字句上講求聲韻，選字要求寫實，讀他的小說「不能快」，甚至得要大聲唸出來，才有可能了解小說主角正在經歷些什麼。
王文興重視小說的「聲音」，其寫作方式更被後輩作家們譽為「神話」，在桌上敲擊製造聲響，反覆斟酌文字的聲音，手稿上滿滿的曲線、點、圓圈，就像作曲家正在譜曲。為了呈現文句音韻，王文興可以捨去常用、通俗的字，甚至不惜自創文字，還會使用注音符號呈現筆下人物聲音的輕重，只為了讓字字句句更貼近其書寫世界中的真實。
新作《剪翼史》中，大量運用標點符號、空白、字體放大來創造小說的空間與情緒。問到是否可能造成讀者的隔閡？王文興認為，這樣的小說形式反而對慢動作、細心的讀者有所幫助，讓他們可以掌握文字的節奏。「比方說，鋼琴家葉綠娜是個學音樂的人，就在我的書寫裡讀到了音樂，她照著符號的暗示，也給她足夠的暗示，該不該加快、減慢。」在文學中的「節奏」，無非就是氣氛，對他而言，節奏的定位並不困難，但要達到定位的效果，就相當費力，這也為什麼選「字」這麼重要，每一個字都有他的定位作用。
對於小說選字上的細琢，在《剪翼史》中，要形容5、6封信件散落在桌上，王文興不選用「一堆」、「一落」或「一批」等通俗、好懂的量詞，他選用極少見的「一薈」，充分表現出約莫5、6封信，「匯聚在一起，不整齊也不亂」的景象，但若用「堆」就太硬了，「落」也太多，王文興表示，除了用字精確並且要求寫實以外，更重要的是要保持文句音韻上的一致，若字音太重，不符合句子的音韻他也不會使用。
王文興說明，自己花很多時間在選字，上述的例子中，他可能寫到「一」就寫不下去，接著要挑選字5到6分鐘，有些甚至要到10分鐘才能選好，必須考量聲音、視覺形象對不對。王文興表示，這完全是寫實的要求、求真而已。
讀不懂？只求一句話的讀者
講求「字」的藝術，但下一代會懂嗎？王文興認為，這一代人也不一定讀得懂，上一代也未必讀得懂，他的作品不會去討好讀者，只給少數願意讀的、最重要是有興趣且努力的讀者，大概要到做研究的、學者的讀者會有興趣逐字著磨。王文興補充說道，只要認同他小說裡的一句話，那就是他的讀者。
《剪翼史》中，經常在字句中出現行書、簡體字、繁體字、甚至生僻的古字和自創的新字交錯使用，字級也隨情節的進展放大或加粗。王文興表示，會選用行書體是希望在讀起來時，不要太輕、也不要太重，需要配合主角的心理狀態，而自創字的出現，是因為真的沒字可用，真的要創字必須要乍看之下讓人看懂，這些在創作上的要求，也讓出版社必須重新為此書刻字，編輯後製足足耗了1年，才能順利印刷。
至於注音符號，從《家變》就開始就廣泛在王文興的作品中運用，但注音符號無法翻譯，且只有台灣人看得懂，要怎麼讓作品能夠被翻譯、出版到其他國家？「那我管不了了！」王文興回答，假如想讀的讀者就學注音符號吧，只要是翻譯過的作品原意都會打折，他舉例，李白、杜甫的詩作要怎麼翻成英文？若翻過去，原本的聲韻都沒有了。
而在標點符號的部分，更是常有在字句旁加註直線、點、閃電般的曲線（具有宗教經驗上，真誠的為他人高興），就連大眾習以為常的句點，在王文興筆下，可能只剩下半個圈或是實心的黑點。王文興說明，半個圓圈有種未完待續的感覺，實心的黑點則是斬釘截鐵地回應。最讓讀者疑惑的，是結尾那不像破折號、也不像冒號，傾斜向外的兩條 - -，要怎麼解釋此符號的使用？「不能解釋，文學不能解釋，如果解釋就不成為文學，文學一定是表達而不是解釋。」
從家變到折翼史，進入無色無香的境界
從《家變》開始，王文興在華文創作中開創一種實驗性風格，新潮的創作形式、考究句子音韻，當年他34歲正值壯年，到今年出版《剪翼史》，王文興已77歲，但小說的實驗性卻依然存在，甚至更加挑戰讀者的閱讀功夫。王文興表示，實驗性只是為了求真，他指出，光是人就有3、4個層面需要去考究。
談論自己3部長篇小說的不同，王文興認為，《家變》中的抒情部分算最多，而後《背海的人》就開始將抒情部份抽去，直到《剪翼史》可說是完全不存在抒情，王文興解釋，因為抒情討好、好騙人，所以刻意拿掉作品中多數的形容詞，刻意要做到「無色無香」的地步。
問及現代年輕人創作上，自身經驗會不會較上一個世代貧乏？王文興表示，托爾斯泰晚年看到電影藝術興起，便直言電影將會取代文學，這十幾年看下來也的確如此，王文興認為，不能說年輕人沒有文學創作力，只是熱情轉移到另一個文學方向─電影上了。
至於《家變》或其他作品是否有可能搬上大螢幕？王文興笑笑說，自己不會出售版權，「我沒有窮到這麼需要錢。」但主要是因為文學拍成電影又是另外一回事，那是完全不同的作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