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基爾（Mokyr 2016, Ch.11）則對「西方為何有競爭的思想市場」進一步提供了解釋。「思想市場的自由競爭」觀點可以追溯到書中不斷引用的休謨（David Hume），而休謨本人就認為政治分裂的局面導致的列國競爭是一個因素。莫基爾給了兩個理由，說明政治競爭如何加強思想市場上的競爭：第一個是不同國家會想要競爭最好的公民來增加實力（這一點與李斯的〈諫逐客書〉不謀而合），第二個則是保守勢力「協調失靈」（coordination failure），也就是保守勢力彼此分裂，無法一起來壓制新觀點。而中國就是一個最好的反例，因為大一統的帝國沒有協調失靈的問題，科舉考試，本身就可以決定什麼知識有用、什麼知識沒用，所有的國民也服膺「一舉成名天下知」的文化價值，整個國家就也形成一個千年不變的超穩定結構。
莫基爾更進一步強調政治分裂對於知識競爭的效果，不只是國家與國家間的競爭。政治分裂的另一個結果是歐洲生產知識的團體，或是文化創業者（cultural entrepreneurs），時常是國家之外的獨立機構。早期的修道院，後來的大學，獨立運作的行會，乃至自治的城市，常常都是新知識的來源，國家要想辦法跟他們競爭或合作，但這些團體不是國家的一部分。在二○一七年發表在《經濟學季刊》（QJE）的文章當中，莫基爾便與另外兩位經濟學家德拉克羅瓦（David de la Croix）與狄歐普克（Matthias Doepke）共同提出了總體模型跟數據專門處理行會（guild）對於默會致知的知識（tacit knowledge）傳播的效果（De la Croix, Doepke, Mokyr 2017）。
若將中國的科舉制度拿來與莫基爾所言，用以鼓勵文人證明、創新跟發明的西方制度相對照，其後果就很明顯了。十年寒窗如果成功，收益是如此之大，導致一代又一代的年輕人義無反顧地投入這個成功率不高但獎金很高的錦標賽（tournament）中。事實上，這些年輕人並非缺乏聰明才智，香港中文大學的白營（Bai, Ying）與在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UCSD）任教的賈瑞雪（Ruixue Jia），在二○一五年的研究就發現，在科舉廢除後，中舉比率越高（代表人力資本越高）的地方，參加後來革命黨活動的比例越高，同時擁有現代人力資本成立新式西方事業或出國留學的機率也越大！[8]
整體來說，經濟學家利用賽局模型與計量技巧，以歷史事件作為詮釋的藍本，討論各方利益相關人（貴族vs國王，貴族vs創業家）如何在既有的政治經濟誘因結構下作選擇，以及他們會如何試圖改變這些誘因結構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若能產生出較能融合各方利益的廣納型制度（inclusive institution），經濟成長就可能發生。在此一大架構之下，比方如何跳脫宗族為主的傳統治理、轉向以數字為基礎的現代治理，如何處理破壞性創造所產生的社會後果等等機制（mechanism），應該會是未來的發展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