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那些敢於直接反對毛澤東的先知致敬
在聖經《舊約》的傳統中，先知就是敢於遵行上帝的旨意，行公義、好憐憫、指責暴君的人，他們有可能是祭司，也有可能是平民。以此衡量，那些敢於直接反對毛澤東的思想者，就是中國的先知。
在以「反右」爲代表的、文革之前的一系列政治運動中，敢言的知識分子已被打斷脊樑，比如直接批評中共「黨天下」的儲安平就「生不見人、死不見屍」。既然知識分子無法發聲，接力棒就交到經過紅衛兵運動和上山下鄉運動洗禮的青年一代手上，印紅標指出：「在眾多知識分子失語的情況下，那些受教育不多的知識青年的思想探索，具有了突出的地位。他們處於思想管束薄弱的農村和工礦，有可能結成學習和交流的思想村落，又有初生牛犢不畏虎的青春衝動，因而他們往往能夠抓住時代最重要的命題、人民最關心的問題。這些青年的知識和理論素養十分薄弱，他們的思想，更多的是來自於樸素的生活體驗，但正是這些思想成果，彌補了中國思想史上可能出現的空白。」不過，在這個群體的異端思想中，絕大多數仍然是「打著紅旗反紅旗」。也就是説，要麽是出於知識背景的限制，他們多半出生在一九四九年之後，只能運用主流意識形態中教導的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爲精神資源，來對照中國的社會現實並「糾錯」；要麽是出於策略的考量，在馬列和毛的保護傘下，玩弄中國古已有之的「只反貪官、不反皇帝」的遊戲。因此，我對這一類半截身子深陷泥沼中的反對者或反對言論評價不高，我更敬佩和讚賞的是那些認清毛的本相、直接挑戰毛的權威的反對者和反對言論。
《失蹤者的足跡》一書中，記載了許多「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反毛的先知。比如，清華大學附中紅衛兵發起者之一駱小海，在文革發生半年多之後，就通過閱讀吉拉斯的《新階級》、與友人的交流而逐漸認識到，「文化大革命是走向皇權專制的政變，是禍國殃民、摧殘文化的災難。毛澤東的革命路線實為神經路線」。又如，北京外國語學院一年級學生、十九歲的王容芬，在紅色恐怖的「紅八月」正在肆虐之時，勇敢地致函毛澤東，質問説：「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場群眾運動，是一個人在用槍桿子運動群眾。」她甚至奔向蘇聯大使館附近，企圖用服毒自盡的方式抗議文革暴政，喚醒國人並讓世界知曉文革真相。之後，她被關押十年又被判無期徒刑，直到一九七九年獲釋。印紅標指出，王容芬的言論雖然沒有多少理論色彩，但她以必死的決心講出真話，如同長夜裡的星星之火，說明這個民族的精神還沒有死滅，還有光明的希望。
不過，《失蹤者的足跡》一書有一個盲區，作者忽視了諸多劫後歸來者書寫的「監獄文學」。許多「監獄文學」都生動了描述了若干睿智而勇敢的思想者，在那個時代，徹底的、而且敢於表達的思想者大都在監獄中。比如，原名爲楊曦光的經濟學家楊小凱，在回憶錄《牛鬼蛇神録》中描寫了各種各樣的反毛、反共的囚徒的故事。在他們當中，有高級知識分子，有資本家，有工人，有軍官，有農民，他們不是誤被當作右派的左派，也不是所謂的「第二種忠誠」，他們確實是共產黨和毛澤東的反對派，他們中的很多人都被處以死刑。或許，有心人可以寫專門寫一本《中共監獄裡的異端思想》，作為《失蹤者的足跡》之續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