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國軍負面報導頻仍，甚至連軍職自殺或因工作壓力造成身心不適，經建議後送醫院的事件，也被社會大眾用放大鏡檢視。多數媒體及名嘴們均傾向國軍須檢討心輔制度，並批露國軍各單位並不重視心輔業務工作，從事心輔相關的軍官往往承接非自己所屬專業範疇工作，導致業務壓力不斷累增，問題可謂罄竹難書。
筆者認為，國軍並非不重視心輔，而是有著實質上執行的困難點，可從組織文化層面及心輔制度兩大方向來思索。
從組織文化層面上探討，國軍部隊是具有獨特行為規範與價值體系的封閉性團體，因有著高度規範性使成員順從的特殊文化，也就是須階級服從。在滿足長官希望部隊儘量不有「狀況」，希望防範於未然，希望知道有「問題」的人員，到底有何「問題」及何時可以回歸「正常」，如此「講求效率」的期待，與諮商中的「與案主同行」，用案主的步調，協助其長出自己的力量，勇於面對困境，重新出發的理念背道而馳。
從實務上，從事心輔相關業務是各級心輔官及連隊輔導長，其階級上多屬上尉或少校階層的中間幹部。在此階級以上，且有心輔需求的軍職人員，可能礙於面子問題而甚少尋求協助，而在此階級下的軍職人員更常存有對「長官」的戒心，兩者均會害怕被貼上標籤，影響自己在長官心中的形象，甚至影響未來的升遷機會。另外，從諮商倫理角度來看，有關「個案保密」及心輔相關人員應避免與案主有「雙重關係」更是難以做到，如此即大大削弱了心輔功能。
承上所述，國軍心輔人員其身份角色上，具備心輔專業與政戰專業軍官兩者雙重身份，在謹守長官命令及期待之際，完成專業輔導諮詢工作，還須維持著諮商倫理，這其中確實形成組織文化與心輔實務推動上之矛盾與衝突點。
從心輔制度來觀察，國軍目前是以協助官兵適應部隊生活與落實「初級發掘預防」、「二級專業輔導」、「三級轉介醫療」為重點工作，並結合軍中與社福醫療網絡，加強生命教育，解決生活、工作及感情困擾，期以落實自傷防治工作。在此立意良善且周全的心輔制度下，理論上應發揮出非常好的心輔效能，然實際上卻有著無法突破的困境。
對軍職人員而言，因其業務職掌及任務特殊性，沒有一般行業有著絕對的上、下班的時間，長時間的工時，真的讓部隊宛如是「第二個家」！也因為這個環境，不論階級，大家工作生活都在一起，彼此公、私領域的緊密結合，在諮商輔導上都會受到一定程度的干擾，或許基層連隊輔導長的確可從日常生活中觀察案主的情況，來達到「初級發掘預防」的階段，但相對而言，也容易受主觀意識的影響，而無法完全客觀的輔導及引領案主。
另一方面，各級心輔官負責的「二級專業輔導」成效普遍無法彰顯，有很大部分是在國軍精簡人力的趨勢下，為提升自身價值感，期許每個軍人達到「一專多能」。就現實層面上，雖然知道部隊裡心輔功能非常重要，但認為若只負責心輔業務，在觀感上可能過於輕鬆，普遍都將無關於專業上的雜項業務交於部隊心輔人員負責。而心輔人員常在人員「出事了」的時候，被檢討其心輔功能，試想，在如此心有旁騖的情況下，該如何做好諮商與輔導呢？基於此，社會輿論質疑的「三級轉介醫療」浮濫情形當然是不得已下的無奈產物了。
綜合上述，常處於裡外不是人，只能悶著頭消化長官的焦慮與案主給予的負能量的情況下，著實讓心輔人員們面臨更多的限制及困難，此為國軍心輔系統之窒礙難行之處。
顏志龍與陳彰儀（2003）的研究指出，部隊的適應教育、個案諮商輔導、心理健康促進方案等，在部隊現行運作下，被混淆成主要的預防機制，甚至當成部隊的監控機制。然就部隊管理而言，真正的預防機制，應該是人事的甄選派任制度、內部流程控管、組織文化營造等，部隊心理衛生工作只是這些預防機制功能不足下的補救機制而已。鑒於此，國軍高層除應改變觀念，將自殺防治及心理輔導工作視為是全體官兵的義務，而非只屬於心輔相關人員的責任外，更應從人才選訓及升遷制度上都有完善的規畫，打破階級，只看專業，勿讓「心輔」淪為「業務」，讓有志朝向心輔專業的人員有個明確的願景可期待，不僅提升士氣，根本上更可強化及建立心輔專業，進而「從心開始」提升國軍整體戰力。
*作者為心理系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