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文革開始後，如同無數中國知識分子，楊絳與錢鍾書受到嚴重迫害，淪為「牛鬼蛇神」，女婿王德一也被逼自殺。楊絳在外國文學研究所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並且被剃了「陰陽頭」。批鬥期間，楊絳被安排去掃廁所，愛乾淨的她，總是把廁所打掃得乾乾淨淨、整整齊齊，每每紅衛兵要來整她時，她就躲入女廁所避難。
1969年11月，錢鍾書被下放到河南信陽地區羅山縣「五七幹校」，不久隨「五七幹校」遷至淮河邊上的河南息縣東嶽。1970年7月12日，楊絳也被下放到當地，被分配到菜園幹活。兩人宿舍不過10分鐘路程，還能經常相會。
文革之後，夫婦倆生活逐漸恢復正常，重拾學術研究、翻譯與創作。錢鍾書1979年出版其學術代表作《管錐編》，1982年出任社會科學院副院長，1998年12月19日病逝於北京，享壽88歲。
1978年，楊絳的《堂吉訶德》中譯本出版，適逢西班牙國王胡安．卡洛斯一世（Juan Carlos I）訪問中國，中共最高領導人鄧小平將它作為禮物送給對方。1986年10月，胡安．卡洛斯一世頒給楊絳「智者阿方索十世勳章」（Orden Civil de Alfonso X el Sabio），表彰她對傳播西班牙文化的貢獻。
1980年代以來，楊絳持續創作散文和小說。散文代表作《幹校六記》出版於1981年，並被譯成多國文字在外國出版。小說代表作《洗澡》（意即洗腦）出版於1988年，在知識分子當中引起很大迴響，也被譯成多種外國文字出版。
1990年代後期的楊絳，女兒與丈夫都已離開，她也長期停筆，深居簡出。一直到92歲高齡，楊絳才重新提筆，打開塵封的記憶，寫出她最膾炙人口的散文集《我們仨》，講述錢鍾書和錢瑗生前最後一段時光，也回憶當年夫婦二人遊學歐洲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的種種往事。
中國小說學會副秘書長盧翎如此形容：「楊絳的散文平淡、從容而又意味無窮。可謂『不著一字，盡得風流』。讀她的散文更像是聆聽一位哲人講述些煙塵往事，在平靜、平淡、平凡中有一種卓越的人生追求。」
對於描寫文革苦難的《幹校六記》，盧翎說：「先生的作品有一種洞悉世事的深刻，有一種知識分子於亂世固持的良知與操守，還有一種悲天憫人的情懷。這對於當下在浮躁而喧囂的世界中前行的知識分子獨具意義，起碼可以使他們理解自己、理解他人，面對宿命更具一種從容、曠達的姿態。」
楊絳晚年整理錢鍾書的手稿書信。高群在《楊絳這一百年時間中》寫到：「錢鍾書的手稿多達7萬餘頁，涉獵題材之廣、數量之大、內容之豐富，令人驚嘆。手稿多年隨著主人顛沛流轉，紙張大多發黃變脆，有的已模糊破損、字跡難辨。重重疊疊，整理起來十分辛苦。2003年，《錢鍾書手稿集》能及時與讀者見面，楊絳功不可沒。而出書之後，楊絳卻以全家3人的名義將高達數百萬元的稿費和版稅全部捐贈給母校清華大學，設立『好讀書』獎學金。」
2001年9月7日，「好讀書獎學金」成立，高齡90歲的楊絳以英國詩人蘭德（Walter Savage Landor）的小詩《生與死》（Life and Death）表明心志：
我和誰都不爭，和誰爭我都不屑；
我愛大自然， 其次就是藝術；
我雙手烤著，生命之火取暖；
火萎了，我也準備走了。
I strove with none; for none was worth my strife;
Nature I loved, and next to Nature, Art;
I warmed both hands before the fire of life;
It sinks, and I am ready to depar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