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搭上一部火車，有個共產黨人對我否認有饑荒這回事。我將一片沒吃完的麵包丟進車廂裡的痰盂，一名農民乘客立刻把它撈起來，狼吞虎嚥。我再丟了一片橘子皮，那位農民照樣撿起來吃掉。共產黨人無言而退。我在一座村莊過夜，當地原本有200頭牛，如今只剩6頭，農民開始吃牛的草料，但只能維持一個禮拜。」
──加雷斯．仲斯（Gareth Jones）
每隔一段時間，歐美影壇就會推出一部廣受矚目的「新聞人電影」，例如1976年的《大陰謀》（All The President's Men）、1976年的《螢光幕後》（Network）、1981年的《烽火赤焰萬里情》（Reds）、1996年的《因為你愛過我》（Up Close and Personal）、2002年的《烽火傳真》（Live From Baghdad）、2005年的《晚安，祝你好運》（Good Night, And Good Luck）、2015年的《驚爆焦點》（Spotlight）、 2017年的郵報：密戰》（The Post）、2018年的《私人戰爭》（A Private War）……讓人對新聞業浮想聯翩、感慨萬千，偶或更有甚者：以「記者魂」讓有志者與已入行者震撼不已。
一位只活了30歲的偉大記者──加雷斯．仲斯
今年角逐柏林影展（Berlinale）金熊獎（Goldener Bär）的《普立茲記者》（Mr. Jones），由波蘭女導演安格妮茲卡賀蘭（Agnieszka Holland）執導、英國實力派男星詹姆士諾頓（James Norton）擔綱，2020年6月12日將在台灣上映，又是一部令人無限嚮往的「記者魂」電影。
加雷斯．仲斯（Gareth Jones）何許人也？其實他只活了30歲，新聞記者的生涯不到5年，也不曾受僱於大型媒體，只留下為數不多的報導與幾部日記。但是，他卻曾經單身對抗崛起中的蘇聯共產帝國，揭露其最黑暗悲慘的秘密，讓許多同儕與《紐約時報》之類的主流媒體不僅相見絀，簡直蒙羞。
仲斯1905年生於英國威爾斯（Wales），父親是地方學校校長，母親是鋼鐵業鉅子休斯（John Hughes）家族的家庭教師。休斯的事業擴張到俄羅斯／蘇聯，建立了烏克蘭東部的工礦大城頓內次克（Donetsk），仲斯因此從小對俄羅斯／蘇聯／烏克蘭特別神往。
1929年，仲斯從劍橋大學三一學院（Trinity College, Cambridge）畢業。雖然年輕但嫻熟法語、德語和俄語的他，成為英國一戰名臣、前首相勞合喬治（David Lloyd George）的外交顧問，1931年前往蘇聯，訪問許多各行各業的人，後來以日記形式出版《1931年的蘇聯經驗》（Experiences in Russia 1931）一書，其中提到一個蘇聯日益嚴重的危機：農業集體化（collectivisation）引發的饑荒。
第一位陪同希特勒飛行、進行專訪的外國記者
饑荒危機暫且按下不表。1933年初，仲斯代表威爾斯的《西方郵報》（Western Mail）前往德國，報導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NSDAP）的崛起，這個政黨有個更為世人熟悉的恐怖名號──納粹黨。
那年2月23日，仲斯陪同新上任的德國總理希特勒（Adolf Hitler）與其宣傳頭子戈培爾（Joseph Goebbels）搭機前往法蘭克福（Frankfurt），成為第一位陪同希特勒飛行（當然也做了專訪）的外國記者。仲斯的報導開門見山：「如果這架飛機墜毀，整個歐洲的歷史都要改寫。」他形容希特勒像一座「民族主義的活火山」，已經預見他將威脅世界和平，英國與德國終將一戰。
但仲斯仍然不能忘情蘇聯與其加盟共和國烏克蘭的饑荒危機，在1933年3月初以自由記者（freelancer）身分設法弄到採訪簽證，前往莫斯科，但是很快就發現當地的西方國家外籍記者受到共產黨當局的供養與監控，又與本國的左派知識階層一搭一唱，在報導上難有作為，甚至甘心自我設限。
饑荒激發出絕望、暴力與同類相食
於是仲斯做了專業記者該做的事：甩開政府監控者，前往據稱饑荒最嚴重的烏克蘭東部，走過一座又一座城市、一個又一個村落，親眼見證饑荒的恐怖景象：從村莊到集體農場，到處都是哭聲：「我們沒有麵包，我們要餓死了。」饑荒激發出絕望、暴力與同類相食（cannibalism）。而且烏克蘭不是唯一的災區，窩瓦河（Volga）流域、西伯利亞（Siberia）、白俄羅斯（White Russia）、北高加索（North Caucasus）、中亞（Central Asia）都是遍地餓殍。
他曾在一處雪地林中遇到5個瘦弱的兒童，對著他唱一首詭異的史達林（Josef Stalin）頌歌，告訴他儘管他們又冷又餓，還是對史達林忠心耿耿。仲斯自己也曾經餓到啃樹皮，所幸遇到一戶好心人家分享食物，儘管那戶人家也處於餓死的邊緣。
那年3月29日，仲斯九死一生回到柏林，召開記者會，揭露俄羅斯及其加盟共和國的饑荒浩劫，當時引發不少媒體報導，他自己的手筆〈饑荒統治俄羅斯──五年計畫摧毀了麵包供應〉（FAMINE RULES RUSSIA - The 5-year Plan Has Killed the Bread Supply.）則在兩天後刊登於《倫敦晚郵報》（The London Evening Standard）。
莫斯科的西方記者堅持當蘇聯共產黨化妝師
相關報導一出，西方媒體派駐莫斯科的記者先生女士們自然是灰頭土臉，但他們的反應絕不是反躬自省、追加報導，而是文過飾非，堅持善盡蘇聯共產黨化妝師的義務，以免連工作都保不住。這批記者之中表現最為惡劣、撻伐仲斯最為賣力的，就是《紐約時報》莫斯科分部主任杜蘭提（Walter Duranty），他前一年才以蘇聯系列報導拿下「普立茲獎」（Pulitzer Prize）桂冠，在自家報紙大剌剌刊登專文〈俄羅斯人挨餓，但是沒有饑荒〉（RUSSIANS HUNGRY, BUT NOT STARVING），批駁仲斯之餘還冷嘲熱諷。
其實有多項證據顯示，杜蘭提當時就已知道史達林愚蠢偏激的產業政策已經引發浩劫，但他硬是壓下真相，也不敢面對其他記者報導的真相，始終以扮演「史達林辯護者」、「共產黨化妝師」為己任。杜蘭提有些同儕也知事態嚴重，但是堅信為了「更長遠的目標」，短期內的一些犧牲（幾千人？幾萬人？幾十萬人？幾百萬人？）可以容忍。
烏克蘭大饑荒，一場以饑餓進行的種族滅絕
時至今日，「烏克蘭大饑荒」早已是歷史事實，全世界有16個國家認定它是一場種族滅絕（genocide），它甚至有一個讓人聯想起猶太人大屠殺（Holocaust）的專有名詞「Holodomor」，意為「以饑餓進行種族滅絕」。在仲斯深入烏克蘭的前後，1932年至1933年間，烏克蘭400萬人活活餓死，約佔總人口13%。
1990年6月24日，《紐約時報》透過社論譴責杜蘭提自甘墮落為史達林的化妝師與傳聲筒，「做出令本報蒙羞的報導」。多年來一直有新聞界人士要求收回他的普立茲獎，雖然至今尚未如願（主事者堅稱杜蘭提並未「刻意欺瞞」），但他已成為新聞學教科書上絕佳的反面例證──踐踏新聞專業的記者終將踐踏自己。
Doesn’t surprise me. Walter Duranty of the New York Times won a Pulitzer despite him lying to the world by reporting that Stalin’s Holodomor famine in Ukraine was nonexistent. It seems that historical revisionism is perfectly acceptable as long as it’s from a “respected” outlet. https://t.co/G7HhLYSVmI
— Oliver Jia (オリバー・ジア) (@OliverJia1014) May 5, 2020
仲斯，永遠的理想主義者與行動主義者
仲斯沒有來得及拿普立茲獎，甚至沒有來得及看到自己的名聲完全平反。大饑荒報導過後，他再也去不了蘇聯，但理想主義者與行動主義者的本色不改，只是將焦點轉向遠東地區，1934年晚期從英國出發，展開一場「環遊世界發現事實之旅」（Round-the-World Fact-Finding Tour），到日本住了半年，轉往北京，然後與一位德國記者前往日本佔領的滿洲國，遭日軍逮捕，遣返張家口。
兩人半路被一群「強盜」綁架勒贖，德國記者獲釋，但是仲斯在1935年8月12日──也就是他30歲生日前一天──遭到槍決。有證據顯示，這是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NKVD，KGB的前身）借刀殺人，以懲罰仲斯做了每一位專業新聞工作者都應該做的事──報導事實真相。
在今天這個假新聞橫行、惡紫奪朱的年代；在這個川普（Donald Trump）、習近平、杜特蒂（Rodrigo Duterte）、艾爾多安（R ecep Tayyip Erdoğan ）、穆罕默德（Mohammad bin Salman）們羞辱、壓迫、囚禁、殺害新聞工作者的年代，我們更要呼喚加雷斯．仲斯「雖千萬人吾往矣」記者魂，而且我們一定會得到回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