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朗西絲‧珀金斯（Frances Perkins）在一八八○年四月十日出生於波士頓比肯丘，她的祖先在十七世紀中葉隨著清教徒大遷徙移往美國，一開始先落腳在麻薩諸塞州，隨後再遷往緬因州；珀金斯家族幾世紀以來一向以務農跟製磚為生，大多數族人都居住在緬因州最大城波特蘭以東的達馬瑞斯哥塔河一帶。
珀金斯知道自己想要擁有英雄般的人生，畢業後花了不少時間才找到自己的定位。做為社工，她的經驗太少，所以相關機構不會聘請她；最後她成為芝加哥都會區的通勤族，在哈爾之家（Hull House）任職。
珀金斯幾乎把所有時間都花在哈爾之家，一開始會在週末駐守，後來待的時間愈來愈長，直到離開哈爾之家，珀金斯已經領略運用科學做事的心法──一定要先能掌握資料。
她學會調查導致貧困產生的原因，也更有勇氣去克服困難，比如她接下來在費城另一個由哈爾之家前社工創辦的單位服務，當地有些冒牌的職業介紹所會拉攏移民女工入住寄宿公寓，然後不時用餵藥或強迫的方式逼她們賣淫，珀金斯大膽用求職者的身份親自接觸一百一十一個這樣的場所，和皮條客當面槓上。
累積相當的工作經驗後，珀金斯在一九○九年前往紐約加入凱利（Florence Kelley）所主持的全國消費者聯盟。凱利本身也是見義勇為的英雄人物，她帶給珀金斯不少啟發。當時在消費者聯盟任職的珀金斯主要從事禁止童工與其他虐待勞工的法案遊說工作。
在眾多法案中，珀金斯最在意的是縮減每週工時為五十四小時為限的法案。她設法結交坦慕尼協會的主事者，尋求他們對這項提案的支持。有些成員只是對珀金斯虛與委蛇，但也有些重量級人物願意支持她，像是協會要員蘇立文（Timothy Sullivan）就向她透露說：「我姐姐的命不好，很小的時候就要外出賺錢。聽到妳描述其他女孩們辛苦的工作環境，這讓我感到心有戚戚焉。這一次我願意幫她們一把，我願意幫妳促成這件善事。」
當每週54小時工時進入最終表決階段時，州議員卻明知其不可而為之，把很有政治影響力的罐頭製造業刻意列為不適用產業，而為該法案奔走的人士在幾個月前都一直堅持任何產業都不能有例外，特別是包括罐頭製造業在內，必須受到這項法案的規範。
珀金斯在這個關鍵時刻就站在議事廳裡旁觀局勢演變，眼見苗頭不對的她必須立即決定是否要接受帶有嚴重瑕疵的法案，或者是要堅持原則，反對做出任何修改。她的同志紛紛高呼要退回法案，結果她選擇退而求其次。她告訴在場的州議員，她所代表的單位願意支持修改過的法案，珀金斯說：「這是我的責任，我一定要推動完成立法，就算是引起公憤也得妥協。」
心事誰知
珀金斯大約在這段期間認識了威爾森（Paul Wilson）──英俊有教養的進步派人士，之後成為紐約改革派市長米契爾（John Mitchel）的親密戰友。威爾森和珀金斯開始談戀愛，珀金斯在一封情書裡寫著：「在你走進我生命之前，我總感覺到空虛寂寞。在外奔走之餘，只剩寒冷荒蕪……你就像風一般捲入我的心窩，我再也無法離開你了。」他們兩人於一九一三年九月二十六日在曼哈頓下城區的恩典堂成婚。
但幸福的日子並沒有持續太久。米契爾後來競選連任失利，威爾森則和社交名媛發展出喧騰一時的婚外情，相關人士只能採取避而不談的方式淡化處理。珀金斯開始感受到婚姻的壓迫感，她對先生提出分居的要求，在一封給威爾森的信裡寫著：「我犯了好多離譜的錯誤，我已經變成另一個人了。現在的我不但工作效率低落，心靈上也只剩下一片蒼白。」
接下來，珀金斯有了身孕，可憐腹中的男孩在出生後不久就夭折了。哀慟逾恆的珀金斯只能再次把這件事埋藏在心裡。之後，珀金斯成為產婦中心協會的執行祕書，該機構主要任務就是設法降低產婦和新生兒的死亡率。她後來生了個女兒蘇珊娜，是根據普利茅斯殖民地第二任總督夫人的名字命名。
珀金斯希望再生一個小孩，可是威爾森從一九一八年開始呈現精神疾病的症狀，看起來既有躁鬱症又有憂鬱症，無法承受一丁點的壓力，威爾森之後幾十年的歲月多在療養院和專業的照護中心度過，珀金斯會在週末的時候去陪他；在家裡的威爾森完全無法自理生活瑣事，必須請一位護士（對外的說法是祕書）隨侍在旁。
面對這些打擊，珀金斯採取一貫新英格蘭式的內斂少言作為應對。她把自己家庭的不幸稱之為「意外」，知道自己接下來必須扛起家計，然後就不再讓這起「意外」有曝光的機會，她說：「我沒有沉溺在這些不幸之中，然後像佛洛伊德所預言那般陷入崩潰。」珀金斯在接下來數十年隱藏自己的私生活，以免成為公眾討論的話題。
「就連我都不得不懷疑自己就是造成其他人精神崩潰的原因，包括我丈夫跟女兒在內，」；珀金斯坦承地說：「這讓我感到害怕又難過。」女兒蘇珊娜從來沒辦法真正投入工作，經濟上都要靠珀金斯資助，不單要七十七歲高齡的珀金斯把紐約承租的社會住宅過戶給她才有地方住，還要靠珀金斯工作賺錢幫忙支付各項開銷。
所有美德都會伴隨著副作用，沉默寡言難免造成離群索居的代價。珀金斯就連對親近的人都不輕易流露情感，而她在公領域的志業並沒有辦法彌補她在私領域的孤寂冷僻。
責任
引領珀金斯踏入政壇的紐約州長史密斯同時也是她最崇敬的政治前輩。史密斯說一不二、平易近人、口若懸河又作風海派，讓珀金斯一躍成為政府要員，指派她進入產業委員會任職，規範整棟帝國大廈內的勞動條件。珀金斯的足跡遍及工業區，夾在精實幹練的工會幹部與意志堅定的資方高層中處理各種尖銳的爭議，用勇往直前到近乎橫衝直撞來描述她的當年勇也不為過。
從一○年代到二○年代長期在奧爾巴尼的工作經驗讓珀金斯有緣和小羅斯福總統共事。一開始，他對她沒啥印象，她則覺得他膚淺又自大。小羅斯福說話時習慣把頭往後仰，在他成為總統後，這個動作被視為帶來自信和樂觀的象徵，不過當還年輕氣盛的小羅斯福做出這個動作時，珀金斯只覺得這是輕蔑無禮的舉動。
小羅斯福因為罹患小兒麻痺症而淡出珀金斯的生活圈，等到他重回政壇時，珀金斯發覺他已經變成另一個人了。他幾乎不曾開口提到自己的病情，不過珀金斯感覺得到「他已經不再像以前一樣流露出略帶傲慢的態度。」
小羅斯福謙卑、感激地接受他人協助這一點讓珀金斯給予高度評價，「我才了解偉大的宗教導師說『謙遜是最重要的美德』是什麼意思。」珀金斯事後提到：「如果你學不會這一點，上帝就會用讓你抬不起頭的方式施教。唯有謙遜的人才有可能成為偉人，因為接受這些必要的協助讓小羅斯福開始懂得謙卑，讓他內在修為更為穩固，這才能讓他變成真正偉大的人。」
小羅斯福當選紐約州長後，打算讓珀金斯出任產業委員會的主任委員，不確定自己能否稱職擔任主管職務的珀金斯有些猶豫，因此寫了張便簽給小羅斯福：「如果我有些為公眾服務的才能，應該是在替政府完成仲裁與立法的工作上有所表現，而不是進入行政團隊裡。」
小羅斯福正式敦請珀金斯出任的那一天，珀金斯當面請小羅斯福再多花一天與其他人諮商過後並慎重考慮：「如果有任何人認為這項人事命令不明智，或是會對其他部會首長造成困擾，那就當今天的會面沒發生過……我不會把這件事告訴任何其他人，你不用急著把話說死。」
小羅斯福回答她：「感謝妳如此進退有節的回應，不過我必須說，我沒有打算改變我的想法。」小羅斯福很樂於指派女性出任政府高官，而珀金斯在公領域任勞任怨的聲望無疑是最具象徵意義的人選。
珀金斯是唯二待滿小羅斯福總統任期的政府高層官員，成為落實新政的主要推手之一，也是創辦社會安全體系的核心人物。
珀金斯終其一生都沒能好好享受私生活，直到一九五七年有一位年輕的勞動經濟學學者邀請她到康乃爾大學授課為止。這份工作的年薪達一萬美元，比她幾十年前在紐約州出任產業委員會的待遇好一點點，然而需要賺錢支應女兒治療精神疾病的開銷讓她別無選擇。
如果有機會看到她大學畢業紀念冊，你會看到一位嬌小可愛，有如拇指姑娘一樣的年輕女性，很難相信外貌這麼弱不禁風的女性居然能夠忍受那麼多的苦難──先生和女兒的精神疾病，在幾乎由男性主導的世界裡成為屹立不搖的女性領導者，還要在媒體負評連連的情況下，熬過數十年的政治角力。
珀金斯一方面是狂熱的自由派活躍份子，其特質與我們今日所熟知的沒有多大差別，但是她另一方面又把沉穩內斂、事緩則圓、清教徒特有的感性思維等傳統作風和劍及履及的性格巧妙結合，讓珀金斯在政經議題投射出提倡道德標準的保守派身影。她會在各種小處著眼，用自律對抗自我放縱和自得意滿，在彈劾案過後以迄人生終點的過程中，則用來抑制懷憂喪志的負面思緒。珀金斯的一板一眼與要言不煩讓她一直苦於私生活與公共關係，但是也因此讓她全心投入被召喚人生，用一生的時間推動偉大的志業。
志業跟職業不同，對一個人而言，職業代表挑一份好工作尋求發展，看重的是相對而來的財務報酬和心理上的安定感，如果某個工作或職業不適合你，換一個就是了。
然而我們沒辦法挑選志業，因志業本身就是一種召喚。我們不會用挑選的方式回應召喚，因此除非能夠依循召喚而活，否則人生將面目全非。與其說這是珀金斯所選擇的人生道路，倒不如說這是她不得不回應的召喚，只是接受召喚的人生未必都可以順遂地達成自我實現。為了接受召喚，珀金斯不惜拋下所有珍愛的一切，跳脫自我框架並放棄自我認同，只為了找出一個可以讓自己全心投入奉獻的理由。在此引用神學家尼布爾（Reinhold Niebuhr）寫於一九五二年的一段文字作結尾：
沒有什麼有意義的事情是我們可以用一生的光陰完成的，
所以我們必須仰賴希望；
在片刻的歷史之窗中，沒有什麼是絕對的真、善、美，
所以我們必須倚賴信仰；
無論再怎麼崇高，沒有任何工作是可以靠一個人獨力完成的，
所以我們必須心存愛；
從人己不同的立場出發，沒有美德能得到一致性的認可，
所以我們必須仰賴最終的愛──學會寬恕與諒解。
＊作者為《紐約時報》最重量級的專欄作家大衛‧布魯克斯出版《品格》(The Road to Character)，本書讓微軟共同創辦人比爾‧蓋茲深受感動推薦本書為必讀佳作。(天下文化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