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放的國民黨史料，證實了在「救亡圖存」的大方針背後，國民黨內部大清洗式的權力鬥爭與路線鬥爭與外界歷來的猜測相距不遠。統治集團以金錢利益為手段，巧妙運用美國的中國遊說團的影響力來鞏固自身地位的手法，也相當高明。
毫無疑問，在50年代初期，吳國楨是個有旺盛企圖心的國府官員。美國當局在政治上想要改革國民黨，在經濟上想要策劃臺灣未來的經濟發展，他都是一顆重要的政治棋子。正因如此，他同時也是蔣介石在爭取美援方面的不可或缺的棋子。我們從美國官方代表不同想法的派系在臺灣問題上的明爭暗鬥，中國遊說團在其中發揮的作用，以及臺灣統治集團的內鬥、分合與重組，與美方各派的互動，也較能清楚瞭解吳國楨當年的處境。他絕不是一個憂讒去職的被動角色，而是一個有主見有執著的參與者。
目前坊間流傳的幾本吳國楨傳記中，臺北《自由時報》出版的《吳國楨傳》，是由兩位編輯將吳國楨去世前寫的半部自傳《尚憶記》擴編而成，擴編的根據是兩位編輯在喬治亞州薩瓦娜對吳夫人的採訪。但吳夫人的憶述難以周全，譬如對於吳國楨 1954 年在美國《Look》（展望）雜誌發表的那篇著名的〈你們的錢在福爾摩沙建立了警察國家〉，和胡適在《New Leader》（新領袖）雜誌對此的駁文〈福爾摩沙是多麼自由〉的來龍去脈，尤其是胡適駁文背後的政治運作的底細，完全沒有交代。當年臺灣的知識界被蒙在鼓裡，而且還受到國民黨當局的誤導，以為是胡適對吳痛擊。其實《Look》雜誌 1954 年每期發行量是 370 萬份，《New Leader》市面上很難找到。若不是《Time》（時代雜誌）摘錄，根本無人知。
近年有些學者討論當時吳國楨與胡適的問題，是根據胡適 1955 年給當時在哈佛大學作訪問研究的殷海光寄去的胡給吳國楨的信（1954.8.3），吳國楨給胡的信（1954.8.7），以及胡給殷海光的信（1955.2.14）。（這三信，殷氏回臺前為免惹麻煩，送交香港友聯研究所代為保管。多年後「出土」，曾在臺灣《傳記文學》刊出，後收錄於《吳國楨事件解密》。）但事實上，吳國楨與胡適當時的通信只有這兩封嗎？如果還有其他的書信存在，論者是否就必須再反思他們就此做出的論斷？
還有，吳國楨事件在美發生時，中國遊說團是如何反應的？他們如何同臺灣駐美使館配合？如何向臺北當局出謀獻策？這些問題，吳國楨在哥倫比亞大學口述歷史計畫中的憶述，《從上海市長到臺灣省主席，1946-1953》，也是語焉不詳。吳只提到《紐約時報》（1954.3.15）將他的訪問稿刊登後，魏德邁將軍突然發給他一封措辭嚴厲的電報，問他為什麼不先商量就這麼幹了？中國遊說團也派庫克海軍上將到埃文斯頓去看他。（吳國楨，1999：2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