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五十年代初，一個在屏東念小學的女生，父親在屏東潮州的世界衛生組織（WHO）所屬的瘧疾研究所工作。當時的省主席吳國楨曾到瘧疾研究所去視察訪問，她父親有機會見到吳國楨而對他印象深刻。小學女生因常聽父親推崇吳國楨，讚賞他是有民主觀念的政治家，心想吳國楨一定是個受人尊敬的人物。所以1958年，她從屏東女中初中畢業直升高中時，教務主任在口試中問她最崇拜的現代人物是誰？她毫不猶豫地回答說是吳國楨先生。誰知話一出口，就闖了大禍：
麥主任一聽就吃驚地大發雷霆，大聲嚴厲地叱責我說「你難道不知道吳國楨是叛國賊嗎？你為什麼崇拜他！」我被嚇得一時講不出話來。麥主任又接著說「顧慮到你年少無知，以後絕不能再提到吳國楨這個名字，知道了嗎？」這件事使我覺得當權者很可怕，國民黨也很可怕……（雨亭，2010）
吳國楨在臺灣政治舞台上停留的時間很短，這一代的年輕人恐怕對他不甚了了。有些大陸學者給他按上的標籤是50年代臺灣的「親美派」，「夫人（宋美齡）派」，或「迷戀民主政治」的國民黨官員。
吳國楨是上世紀20年代學成歸國的留學生。他獲得美國愛荷華州格林內爾（Grinnell）大學經濟學學士，和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博士。他回國後事業順遂，在中央政治學校教了一年書，就被延攬到政府任職，先後擔任過外交部副司長，湖北煙酒稅務局局長，漢口財政局局長，湖北省財政廳長，漢口市長等職位，一路扶搖直上。
抗戰期間他擔任重慶市長，在無間歇的日機轟炸下管理市政，更展現他卓越的行政才能。吳國楨也幹過外交部的政務次長。抗戰勝利後，他在國民黨內官至中央宣傳部部長，成為蔣介石身邊的紅人。1946 年，在面臨內戰的局勢下，他被任命為上海特別市市長。很短的時間內，他就有優異表現，修復了戰時被破壞的橋樑道路，整頓了紊亂的交通問題，維持了社會秩序。國際輿論讚譽吳國楨為東方的拉瓜迪亞（Fiorello H.La Guardia，傑出的三任紐約市長）。
國民黨政府潰敗遷臺，吳國楨於 1949 年年底就任臺灣省主席。吳國楨當時組成的經濟領導班子，不但成功的平抑了臺灣的糧價物價，使得潰敗逃臺的大批軍隊和公教人員能度過經濟難關，而且在美援恢復後，在美國經濟合作總署（ECA 經合署）的協助下，策劃了經濟發展方案，為臺灣日後的長遠經濟發展奠立基礎。
在政治方面，他以民主、法治為施政方針，鼓勵臺灣人參政，大力啟用本地人擔任公職。他所任命的廳局長三分之二是臺灣人，省府政務委員中臺灣人佔絕大多數（二十三人中有十七人）。這同國民黨在臺灣「起死回生」、另起爐灶的中央改造委員會十六個核心成員中，只有一個臺灣人，恰成鮮明對比。（這名臺籍忠貞黨員，就是戰前由他父親連橫託付給國民黨元老張繼栽培，二戰結束後返臺擔任「臺北州接收委員會主任委員」的連震東。）
吳國楨領導的省府團隊，在不到一年的時間，制定、修正、頒佈了各縣市實施地方自治綱要，以及縣市議會議員、縣市長與鄉鎮民代表等的選舉罷免規程與實施細則，一共三十項。並在縣市各級落實一人一票的直接民選。選民的熱烈反應令他感到振奮，在省參議會中，也為他贏得「民主先生」的美譽。
然而，在政治上，吳國楨同時也見證了世襲專制在臺灣的孕育成形。在這個過程中，他奮力抗爭，終不免敗下陣來，於 1953 年離職。吳國楨的抗爭及其後在美國發生的吳國楨事件，可說是五十年代後期臺灣第一波民主運動的前奏。
50年代初的東亞，在反共防共的政治格局內，日本與臺灣同在美國的保護傘之下。不同的是，日本政府一直謹守戰後由美國人設計的「麥克阿瑟（和平）憲法」，統治臺灣的國民黨則用「改造委員會」的名義來強化黨的列寧主義體質，用「動員戡亂」的藉口來架空憲法，為的是要維持獨佔權力，逐步實現蔣介石「傳子接班」的佈局。就美國國務院當初對臺灣的構想與設計來說，這其實是個偷樑換柱的「隱秘議程」。
近年來，隨著美國政府一些50年代東亞檔案的解密，國民黨黨史會存放在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的黨史資料的開放，以及保存在胡佛的50年代蔣介石日記的開放，使我們有機會瞭解美國政府內部國務院、國防部與太平洋軍區對臺灣國民黨統治集團的不同想法、設計與愛憎矛盾。國務院的對台決策層中，一直有啟用新人、倒蔣改革的想法。被這派官員相中的「新人」，文為吳國楨，武為孫立人，蔣介石只是過渡期人物。這在當時幾乎已是公開的秘密。我們同時也能進一步明瞭穿插其間的中國遊說團（或稱（參眾議院）院外援華團）在美國外交決策上發揮的作用。
中國遊說團是美國國內從國共內戰40年代國府遷臺的60年代期間，一直支持國民黨政權的非正式遊說團體，成員包括國會兩院議員、退休高級將領、媒體巨頭和企業人士。中國遊說團財雄勢大，跨越政、軍、企，乃至宗教界，主要涉及為國府爭取美援和軍售問題。國會議員藉杯葛其他對外援助案等手法，要脅通過援華（臺）撥款，軍售牽涉到軍火企業的巨大利益，也是軍方將領退休後經由「旋轉門」獲利的捷徑。
《紐約時報》曾在 1950 年 5 月 3 日（星期版）刊出題為「中國遊說組織」的特稿，描述這個組織和國府駐美使館及孔宋家族活動的關連。國會參議員摩爾斯（Wayne Morse）1952 年 5 月曾在參院提案，要求外交委員會調查這個組織「冀圖影響美國外交政策所做的活動」。結果也不了了之。中國遊說團最令人瞠目結舌的「壯舉」，是一度曾利用雄厚的財力，將 Ross Y. Koen 在 1960 年出版的那本極有份量的著作《The China Lobby in American Politics》（美國政治中的中國遊說團），從出版社悉數收購銷毀，等於是用資本主義手法來變相「查禁」。1974 年，這本書才由另一家出版社重新推出，但論影響力，已成「明日黃花」了。
開放的國民黨史料，證實了在「救亡圖存」的大方針背後，國民黨內部大清洗式的權力鬥爭與路線鬥爭與外界歷來的猜測相距不遠。統治集團以金錢利益為手段，巧妙運用美國的中國遊說團的影響力來鞏固自身地位的手法，也相當高明。
毫無疑問，在50年代初期，吳國楨是個有旺盛企圖心的國府官員。美國當局在政治上想要改革國民黨，在經濟上想要策劃臺灣未來的經濟發展，他都是一顆重要的政治棋子。正因如此，他同時也是蔣介石在爭取美援方面的不可或缺的棋子。我們從美國官方代表不同想法的派系在臺灣問題上的明爭暗鬥，中國遊說團在其中發揮的作用，以及臺灣統治集團的內鬥、分合與重組，與美方各派的互動，也較能清楚瞭解吳國楨當年的處境。他絕不是一個憂讒去職的被動角色，而是一個有主見有執著的參與者。
目前坊間流傳的幾本吳國楨傳記中，臺北《自由時報》出版的《吳國楨傳》，是由兩位編輯將吳國楨去世前寫的半部自傳《尚憶記》擴編而成，擴編的根據是兩位編輯在喬治亞州薩瓦娜對吳夫人的採訪。但吳夫人的憶述難以周全，譬如對於吳國楨 1954 年在美國《Look》（展望）雜誌發表的那篇著名的〈你們的錢在福爾摩沙建立了警察國家〉，和胡適在《New Leader》（新領袖）雜誌對此的駁文〈福爾摩沙是多麼自由〉的來龍去脈，尤其是胡適駁文背後的政治運作的底細，完全沒有交代。當年臺灣的知識界被蒙在鼓裡，而且還受到國民黨當局的誤導，以為是胡適對吳痛擊。其實《Look》雜誌 1954 年每期發行量是 370 萬份，《New Leader》市面上很難找到。若不是《Time》（時代雜誌）摘錄，根本無人知。
近年有些學者討論當時吳國楨與胡適的問題，是根據胡適 1955 年給當時在哈佛大學作訪問研究的殷海光寄去的胡給吳國楨的信（1954.8.3），吳國楨給胡的信（1954.8.7），以及胡給殷海光的信（1955.2.14）。（這三信，殷氏回臺前為免惹麻煩，送交香港友聯研究所代為保管。多年後「出土」，曾在臺灣《傳記文學》刊出，後收錄於《吳國楨事件解密》。）但事實上，吳國楨與胡適當時的通信只有這兩封嗎？如果還有其他的書信存在，論者是否就必須再反思他們就此做出的論斷？
還有，吳國楨事件在美發生時，中國遊說團是如何反應的？他們如何同臺灣駐美使館配合？如何向臺北當局出謀獻策？這些問題，吳國楨在哥倫比亞大學口述歷史計畫中的憶述，《從上海市長到臺灣省主席，1946-1953》，也是語焉不詳。吳只提到《紐約時報》（1954.3.15）將他的訪問稿刊登後，魏德邁將軍突然發給他一封措辭嚴厲的電報，問他為什麼不先商量就這麼幹了？中國遊說團也派庫克海軍上將到埃文斯頓去看他。（吳國楨，1999：214）
吳的另一本自傳，《夜來臨—吳國楨見證的國共爭鬥》，則完全沒有涉及這方面的問題。
我感到好奇的是吳國楨在《展望》雜誌那篇文章所引起的與胡適筆戰的內情。我也想知道當時在美的「中國遊說團」究竟如何反應，所以去年夏天我到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的東亞收藏部去調閱 Walter H. Judd 和 Albert C. Wedemeyer 等人的檔案。沒想到，我的運氣不錯，在他們當年的往來書信中，中國遊說團如何為吳事件「串連」，如何統一口徑，應對教會人士質疑，如何商量把吳「消音」的辦法，全在裡面。
在這些檔案資料中，我還意外發現了吳國楨致胡適的另一封長信影本，以及他寫給《新領袖》雜誌反駁胡文的「投書」影本。分析這些新材料，使我對吳、胡筆戰的內情有了更清楚的瞭解。
筆者寫這本書稿的另一個重要機遇，是前兩年在芝加哥一次聚會的場合，有一位吳永吉醫師告訴我，《芝加哥論壇報》發行人羅伯特‧麥考米克（Robert R. McCormick）在芝加哥市郊 Wheaton 的 Cantigny 莊園，有一個「第一師博物館」（First Division Museum），館內有些關於吳國楨的資料。「第一師」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麥考米克服役的美軍部隊，他所屬的炮兵團曾在一個名叫 Cantigny 的法國小村莊浴血奮戰。為紀念這次戰役，他在 Wheaton 的莊園就以 Cantigny命名。
我在博物館研究中心的麥考米克檔案中，見到了「省主席吳國楨及家人」的卷宗，其中有九十封往來通信和美國《生活》雜誌對吳家長女（修蓉）在 Cantigny 莊園結婚的報導與攝影剪輯（1952.6.30）等資料，以及吳國楨與蔣介石決裂時舉行記者招待會的英文聲明原稿。我第一步的工作是把這些書信資料譯成中文。第二步是按這些通信跨越的時間（1948-1955），去閱讀相關史料，試圖瞭解那個時代的背景。第三步是今年春天花了兩個多月的時間，動筆寫成這本書稿。也是一個偶然的機緣，美國報業鉅頭麥考米克在動盪的國共內戰年代，同吳國楨在上海建立了友誼。日後交情彌篤。兩家人的交往，是從 1947 年 11 月開始。他們的通信，從討論上海的時局，到如何把臺灣建成亞洲的民主堡壘，到吳家女兒赴美留學，麥考米克夫婦自願充當監護人，一直持續不斷。最後，吳國楨在美同蔣家政權公開決裂時，處在臺北國府、駐美使館和中國遊說團的重重壓力下，麥考米克夫婦是對他仗義相助的「黑馬」。
麥考米克是個什麼樣的人物？
麥考米克向來是美國聯邦政府的眼中釘。他的報業集團是美國保守主義的重要支柱。對於麥考米克主持的《芝加哥論壇報》，美國人印象深刻的是，1948 年 11 月，代表共和黨杜威和民主黨的杜魯門競選總統，11 月 8 日出刊的《芝加哥論壇報》，為了搶刊頭條新聞，在選舉最後結果確定之前，就爆出「杜威擊敗杜魯門」的頭條，鬧了一個大笑話。當選連任的杜魯門為此還手舉著《芝加哥論壇報》的頭條，興高采烈地讓記者拍照。
麥考米克給外界的印象，是一個報業「貴族」，其實並不符合實情。他外表冷漠，對下屬要求嚴格，但他自己是每週工作七天的工作狂。在美國報業史上，《芝加哥論壇報》是帶頭支付員工高薪資與紅利，最先為員工建立養恤金制度、健保與儲蓄貸款的報紙。
在美國輿論界，曾被譏為「頑固的孤立主義者」的麥考米克，他的基本信念來自美國的第一任總統華盛頓。華盛頓在建國後就警告美國不可捲入外國的糾紛。麥考米克自己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在歐洲戰場的經驗—美軍的死傷犧牲無法改變歐洲國家無休止的爭鬥—也使他對政府任何對外干預的行動，都抱懷疑態度。二次世界大戰開始時，他是反對美國參戰的保守派，一直到日本偷襲珍珠港，他才改變態度。
戰後，麥考米克支持美國的反共國策，但對於政府花費大量資源在世界各地支撐起「反共盟友」的作法，他卻很不以為然。這些「反共盟友」多半是假「自由」之名而行「獨裁」之實的人物。
＊作者為台灣東海大學中文系畢業，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亞洲研究博士，專長現代化理論與國家發展策略，新著《誰怕吳國楨？：世襲專制在台緣起緣滅》允晨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