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武俠小說和社評，之所以受到讀者喜歡，也離不開漢語的魅力。他多次說自己喜歡《資治通鑑》，古文簡潔高雅，文字之美，一直是他希望學到的。他的社評文字淺顯明白，深入淺出，不僅見解獨到，判斷準確，而且語言富有個性。一九七九年二月二十八日中越之戰時，他在〈「世界第三軍事強國」？〉社評說：
唐代傳奇小說〈聶隱娘〉中的妙手空空兒，出手只是一招，一擊不中，便即飄然遠引，絕不出第二招。
諒山大戰如果打不成，我們以為中國軍隊也可以班師了，這是空空兒這等高手的作風。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十五日，他在〈中英港的基本要求〉社評說：
香港人一向以態度現實著稱，但九七問題關涉到每個人的身家性命，在念及和論及時顯得頗為情緒化，由於前途茫茫，不免怨天尤人，對北京當局、倫敦當局、香港政府、香港的知名人士等等謾罵者有之，譏嘲者有之，又或是自傷自憐，不知所措，有些像楊過失落小龍女後自創一十七招黯然銷魂掌，「心驚肉跳」、「呆若木雞」、「拖泥帶水」、「無中生有」、那本是人情之常，以楊過之賢，尚且難免，何況吾輩？
這樣的文字是其他人寫不出來的。在董橋看來，「他當年寫的社評不悶，主要正是因為文中穿插不少『筆者』個人的經歷和隨意的己見」。「跟隨查先生十幾年，我從他的原稿中注意到字斟句酌而不露斧痕的功力。」
經濟學家張五常說他的文章與史識都上乘，以史論政，獨步文林，「再往深裡看，查先生是小說家，寫政論往往穿插一些說部的筆觸：添一些對白，描幾幅景象，說兩句自己，行文裡頓時多了三分情趣。」他一些不是就某個事件所做的評論，沒有時間的局限性，任何時候重讀都不失其意義。一些藉著生活上的小事借題發揮的文章，令人印象深刻。
他用一種「娓娓而談」方式寫社評，「一方面，讀者閱讀起來全無壓力，覺得在聽一位老友跟他們閒話家常；另一方面，在不經意之間吸納了作者的訊息，自己再進行深入的思考。」
他熟讀歷史，尤其受《資治通鑑》影響，自一九四四年暑假在重慶通讀一遍，成為他一生愛讀的書，「我讀《資治通鑑》幾十年，一面看，一面研究。」「《資治通鑑》令我了解中國的歷史規律，差不多所有中國人也按這個規律的。」他寫社評，判斷政治人物的心理，得益於此。
＊作者為獨立撰稿人，著有《1949年：中國知識分子的私人記錄》、《筆底波瀾》多本書作，本文選自作者新著《金庸傳》（印刻文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