幕僚們一聽心裡「七上八下」，大家想：「這下慘了，沒有沙推到，又是臨時考題，總不能說請給我們五分鐘，讓我們想一下。」沒想到辜老一聽就哈哈哈笑了幾聲，隨手拿了毛筆蘸了墨，僅花一、兩分鐘就開始落筆，洋洋灑灑如行雲流水般，兩、三下完成了一首詩，對照辜老的「一派自若」，旁邊的幕僚們都緊張得快說不出話來。
「一九九八年辜汪會晤的很多場合，都不是沙盤推演可能預料得到的，有很多臨場應變的場合，如果沒有辜老高度智慧來化解，很難進行得這麼順利。」幕僚們回憶。
兩岸之間的交往，檯面上、檯面下可說是處處交鋒，同行的蔡英文近身觀察辜老，不只在談笑間用兵，還會唱京劇，「他可以用中國人熟悉的方式，去表達跟他們不一樣的意見，這是談判最高招，已達藝術境界。」蔡英文說。辜汪會晤一路下來，看著辜老面對江澤民、汪道涵時不卑不亢的態度，及有為有守的應對進退，蔡英文心中深感學到了寶貴的一課。
至於怎麼樣才能夠達到談判的最高招「用對方熟悉的方式，去表達不同的意見？」這麼多年之後，蔡英文終於了解，那是「人生閱歷」的累積，「辜老在兩岸談判的高超手腕，就是人生經驗閱歷豐富的最極致表現。」蔡英文說。
哲人日已遠，辜老的談判風采，永存在蔡英文心中。
兩岸之間，一字之差，失之千里
從一九九三年四月的辜汪會談，到一九九八年十月的辜汪會晤，相距五年六個月，其間兩岸制度化的協商中斷了三年多，充分顯現兩岸互動上要建立起互信，是一樁最艱難的事。
新加坡辜汪會談之後，我方原本希望兩岸、兩會制度化的協商、交流能夠順遂地往下走，但是，兩岸關係之路崎嶇難行，就連原先以為可以順利進行的事務性協商，也一直顛簸不斷。
新加坡辜汪會談中，海基、海協兩會雙方同意，之後可以就三個議題開始協商，這三個議題分別是：劫機犯遣返、偷渡犯遣返以及漁事糾紛(指兩岸漁船對撞事件等等(，這三個議題並不涉及政治層面，是海基會副秘書長層級的交流，但是等到兩會開始針對此三個議題進行協商，問題就一個個跑出來了。
「每一個議題裡面，對方總會把幾項當作是一個政治性議題，然後雙方協商就陷入膠著狀態。」劉德勳說。
那陣子有很多中國的客機飛到台灣來，劫機犯該怎麼處理，成為兩會第一個要協商的議題。
當時我方的原則是：「採用國際標準」，就是依各國處理劫機犯的通用程序處理，當被劫持的飛機一下到我方的機場，我方的檢察官就會帶著航警人員上飛機，接著把全部的人帶下來，飛機先回去，劫機犯則留下來做後續處理，進入司法程序，換句話說，國際標準不會原機遣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