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初期工業社會，社會運動主要是以勞工為主。當時從事基礎產業，比如製鐵或在礦坑工作的「魁梧強壯的無產階級」，尤其肩負勞工運動的重任。另一方面，佃農、農場工人與小型自耕農等農民階層，也扮演重要角色。
指導運動的是都市的知識階層。大學教授、律師、老師、作家、學生、記者等階層支援勞工或農民運動，他們出點子、勞動者行動、學生進行串聯之類的社會運動形式在這個時候成形。
必須特別注意的是，這裡所指的「學生」，並不單指年輕人，而是年輕的社會菁英。在大學升學率還不高的時候，不管是哪個國家，大學生總抱有菁英意識與使命感。
在稍早前的發展中國家，不少年輕人從首都的最高學府畢業後，才二十幾歲就出任地方的副首長、警察署長；或者成為NGO的領袖，推動救濟貧民的工作。在教育還不普及的社會，人才匱乏，年輕的社會菁英於是很早就出人頭地。他們也許是村裡唯一考上大學的人，因此背負著鄉里的期待；有些人更是靠雙親變賣田產，才有錢上大學。所以不管日後是成為官員、NGO的領袖或學者，他們都有著肩負國家重任的想法。
大學生必須關心政治，因為勞工忙於每日的勞動，所以為了導正社會的不公不義，自己非得站出來不可。八○年代以前的韓國，或者六○年代安保鬥爭為止的日本社會，都存在這樣的菁英意識。
一是社會運動的道德主義。亦即知識份子與學生，必須為勞工與農民奉獻犧牲的想法。知識份子與學生應該意識到自己是倍受恩寵的菁英，勞工、農民則是被剝削的一方。所以他們必須捨棄自己的特權，也要放棄菁英之路與享樂的欲望。
這種意識使得知識份子產生很大的熱情與幹勁。在高壓統治下從事社會運動或參與示威，他們有隨時被逮捕的覺悟。其實只要安分一點、不要搞怪，也能繼續保有特權，但他們卻毅然決然投入各種行動。而正因為自認是菁英，所以他們深信，只要自己投入行動，社會就一定會改變，只要自己上街頭，社會也會跟著動起來。苦惱於究竟要不要參與運動時，他們就閱讀文學、哲學的相關書籍，不斷深思。
近年來，不論是先進國家或發展中國家，嘉年華式的示威抗議都變成主流；但是此前的運動則有道德主義的傾向。「全共鬥」運動的時代，似乎就存在著讚揚道德主義的風氣。
另一個風格則是先鋒黨之組織形態。這必須從革命前的俄羅斯談起。當時，革命陣營為了革命政黨是要採取大眾型政黨或先鋒黨而分裂 。
為什麼會出現先鋒黨這樣的想法？因為當時的俄羅斯處於高壓統治，且是發展中國家。民眾沒有政治與言論自由，而大部分的農民或勞動者都是文盲。不管再怎麼溫和的運動方式，也會遭到鎮壓，警方的間諜更可能混入運動組織。
先鋒黨的想法就是在上述的背景下產生。其內涵大致如下：既然沒有言論與政治活動的自由，社會變革就必須透過非法手段或武力來推動。這並非普通人能做到的，因此黨必須由少數菁英組成，並且適時地指導運動。思想武裝不夠的人不能入黨，而為了防止間諜滲透，所以必須進行嚴格的入黨審查。此外，為了在高壓統治下推展地下活動，黨員必須服從黨中央的指令，先鋒黨非得是紀律嚴明的團體不可。黨並且可以在訊問之後，開除不服從黨中央指令的成員。
先鋒黨與道德主義結合之下，運動就會產生以下狀況。作為菁英的知識份子與學生，背負著改變社會的使命，因此他們必須加入先鋒黨，為勞工、農民奉獻犧牲。而為了達成使命，他們得放棄個人的生活，遵守黨中央的指令，成為優秀的黨員。對此產生質疑的，就會被指責是勞動者的敵人，或被視為尚未拋棄資產階級的習氣。
以結果論來說，這樣的方針適合當時的俄羅斯，至少主張先鋒黨這種組織形態的列寧等人，贏得革命成功的果實，且結合馬克思與列寧思想的「馬列主義」的影響力更擴及全世界。
另一方面，在西歐則是採取大眾型政黨路線的工黨取得政權。這是以社會主義為基礎，透過大型工會集結黨員，希冀於選舉中獲取多數席次的社會民主主義路線。此路線背後的邏輯是，若人民有言論自由及參政權，教育也普及，這種運動就有可能成功。
從結果來看，以先鋒黨的組織形態，達成革命成功的案例幾乎都發生在發展中國家。尤其前殖民地的獨立戰爭中，擁有軍隊一般鐵的紀律的先鋒黨形成很堅實的力量，成功地吸引民眾的支持。在這些國家，有不少領袖在獨立後仍身穿軍服。
而在西歐，依循社會民主主義路線而取得政權的工黨，在執政之後逐步制訂保障勞工權益的相關規定與福利政策，到了一九六○年代之後，勞工終於開始享受安定的生活，他們持續地把票投給工黨，而激烈的社會運動方式則銷聲匿跡。
彷彿是接棒一般，後來被稱為「新社會運動」的各種運動，在一九六○到七○年代開始嶄露頭角。這些是屬於晚期工業社會的運動。
到了晚期工業社會，勞工的生活大致已獲得提升，他們不再需要靠自己的力量來發動社會運動，有事就拜託他們的代理人──工黨。另一方面，隨著社會整體變得富裕，高中或大學的升學率也跟著上升，大學生不再有過往的菁英意識，基於使命感而發動的社會運動也銷聲匿跡。
如第一章所述，生活形態與生命週期的均質化，是工業社會的特徵，學校生活止於十八到二十二歲之間，畢業後出社會，在三十歲之前結婚，然後生兩個小孩，之後則貸款買房子……
他們呼喊著「推翻體制」，但這不是指奪取政權，而是追求廣義的「自由」。在這個共通理念之下，有時候因為工業發展而蒙受環境破壞之苦的人們，與要求平等權利的少數民族就會串聯起來。
於六○年代，以年輕人、女性階層為中心的社會運動，代議民主制常常成為批判的對象，運動一方則以「直接行動」進行訴求，因為他們是不可能在議會取得多數的少數派。
當時社會上的多數派，在經濟條件變得優裕後，開始對政治冷感，議會政治反映的就是這些多數派的投票結果，苦悶的年輕人與遭受歧視的少數民族或少數族群，既不可能成為社會上的多數派，也無法取得議會的多數席次。在早期，就連反越戰也只是美國一小部分人的意見。
為了要在這樣的局面下提出異議、喚醒更多人關注，議會民主制之外的直接行動開始受到重視。其形態大多為遊行或靜坐等非暴力行動，或訴求自由的音樂與文化活動，但也有部分社會運動逐步演變成恐怖主義行動。新社會運動就這樣展現了，與過往的勞工運動完全不一樣的面貌，比起在議會中通過相關法案等戰略，行為者重視的反倒是展現自我，所以就有學者把重視自我表現視為「新社會運動」的特徵。
新社會運動的重要前提是年輕人與女性的存在，他們被認為是具有一致性的整體。
根據英語世界的學術研究，意指青春期的字彙「adolescence」，是出自一本一九○四年出版的心理學專書的書名；當時它僅被當成專業術語，不為一般日常使用。而「teenager」也是一九四○年以後才出現在美國的新字彙，在日本也有類似情形。在一九五四年時日本學者就寫道，「日本並不存在『青春期』」、「並不存在小孩與大人之間的過渡期」。
當然也有些人持不同看法，但不可否認的是，不少研究都指出「小孩」或「年輕人」的定義並不明確，而這可能來自於以下兩個因素。
第一，在近代化以前的社會，只要能勝任工作或者完成「元服」儀式，就馬上會被當成大人對待，所以並不存在過渡時期。《忠臣藏》裡的大石主稅，才剛完成「元服」儀式不久，年僅十四歲的他就擔任夜襲仇家的後門部隊隊長。身形已是大人，但尚未獨立生活，未來的走向也還不明確，是中高等教育普及後才出現的現象，因此學生往往變成「年輕人」的代名詞。
另一個原因是，在過去，身分與階級差異比年齡的分別來得重要。就算年齡相仿，以前的人也不會把年輕農民與大戶人家的少爺，一起放在「年輕人」這個框架理解；畢竟他們的文化、煩惱既不相同，經歷與所思所想也有所差異。同理，以前的人也不習慣把農家的女主人，和有佣人隨侍在側的「貴夫人」置於「女性」這個框架。
然而，到了後期工業化社會，情況開始有了變化。階級差異在表面上越來越難分辨，但世代差異卻越來越明顯。大眾消費文化在汽車、音樂、服裝等工業成品的大量生產下普及，年輕世代的生活與文化越來越趨於一致，再加上升學率提高，年輕人等同於學生，他們開車、聽流行音樂、穿牛仔褲的印象就此成形。
於是，年輕人開始被視為是擁有特殊文化、獨立於大人之外的存在。他們以新的發想使用工業社會的各種新產品，追求自由、反抗落伍的大人。不管是什麼時代，年輕人總是很快地接受新事物；而衣服、汽車與唱片等工業製品，剛好就是那個時代的「新事物」。
升學率上升意味著，繼承家業（農或商）的年輕人減少了；換言之，有越來越多年輕人摸索未來、困惑於「認同」的問題。在近代化初期，這本來是有錢人家公子才有的經驗，但隨著工業化的進展，已經變成普遍的現象。於是，年輕人等同於摸索著未來、困惑於認同的人的想法，就在人們心中扎根。
相同的情況也發生在女性身上。女性意味著生活在都市的年輕女性，或者專心致力於養兒育女與家務的都市主婦，這樣的圖像也於此時成形。她們的生活已經不再困頓，所面臨的毋寧是僵化的性別分工，比如在主婦生活中無法得到自我實現，感到空虛等問題。
之前我已提到，生活形態與生命週期的均質化是工業社會的特徵，而這個時代的年輕人與女性的運動，正是為了反抗這種社會現象。不過，「年輕人」、「女性」這樣的分類，其實也是工業社會結構的產物。
實際上，並非所有的年輕人都是學生，他們也未必都聽流行音樂。直到一九六○年代末期，日本的大學升學率都只有兩成；即使到了八○年代，也才上升到三成多。另一方面，日本雖被稱為終身雇用的社會，但任職於得以提供終身雇用的大企業之就業人口，在一九七○年也僅佔總就業人口的一成多，其餘則受雇於中小企業，或者從事農林漁牧與自營業。當然，丈夫的工作穩定且薪水得以負擔整個家庭支出，所以不用出門工作、只要專心當個家庭主婦的女性也屬少數。
即便實情是如此，但那是一個升學率逐漸攀升、經濟漸次成長，人人競相購買最新款汽車與音樂的時代，因此人們總覺得農人早晚會變成上班族；年輕人都會上大學，他們聽著音樂，穿著牛仔褲。
女性也是一樣的狀況。「職業婦女」只是少數的例外，「女性」的代表就是主婦，這種認知也在這個時候成形。
人們之所以普遍擁有這樣的認知，部分是來自於中央的大眾傳媒的影響。在各媒體總部工作或發言的人，多是擁有大學學歷的高所得者，幾乎沒有農民或自營業者。他們的家人多是全職主婦或學生，自己的同學也都是被終身雇用的上班族，同事中只有少數的「職業婦女」，所以深信社會就是由這些人組成的，而這樣的印象透過大眾傳媒擴散開來。
然而，進入後工業社會後，上述的社會運動即開始弱化。
最主要的原因是「勞工」、「年輕人」、「女性」等分類範疇已經無法成立。若在初期工業社會，說到勞工，人們腦中浮現的是粗壯的煤礦工人或工廠工人；到了晚期工業社會，浮現的則是穿著西裝的上班族，他們過著怎樣的生活、關心哪些事物等並不難想像。
同樣的狀況也出現在晚期工業社會的「年輕人」或「女性」。一提到「年輕人」，人們直接聯想到的就是學生，他們聽音樂、穿牛仔褲，尋求自由。而說到「女性」，腦中浮現的不外乎年輕女性或家庭主婦，他們為了被強加在身上的性別角色而苦惱。如果這些具體的形象可以浮現，就不難了解以何種議題、以何種方式運動，比較能引發共鳴。
但是來到後工業社會，這些狀況將無法成立。此前，三十歲世代的女性通常可以直接與「主婦」劃上等號，少數的例外則是「職業婦女」。人們認為只有年輕人，特別是在學中的年輕人，才會對於未來或認同感到茫然失措，不過這一切在畢業、結婚之後都會穩定下來。
但進入後工業化社會後，自由度與多樣性大增，上述的狀況不復在。對於換工作、離婚的煩憂，甚至是未來、戀愛、認同問題的困惑，完全不會因為年歲的增長而減少，這種現象被稱為「青春期的延長」。此外，過去象徵年輕人的牛仔褲及音樂，在如今已經不分年齡層，變成多樣的選擇之一。
事若至此，類似六○年代的「年輕人的反抗」將無法成立。六○年代的年輕人討厭穿西裝、過朝九晚五的生活，他們希望可以永遠過著穿牛仔褲的生活，所以呼喊「自由」。自由的時間只剩現在，出社會或結婚後，他們將失去自由，這個意識尤其趨動他們投入反抗。
但是到了後工業化社會，不管是穿著或時間利用都比以前自由，因此有越來越多領域無法適用上述的反抗邏輯；反倒有不少年輕人，開始羨慕上班族的穩定生活。
因此，以「女性」或「少數群體」為基礎的社會運動也遭遇瓶頸。如第一章所述，約莫從七○年代的石油危機開始，歐美的製造業所佔比例即逐漸下滑，社會結構開始過渡到後工業社會。到了八○年代，女性主義運動就遭遇既有的「女性」圖像無法成立的狀況。
美國的女性主義運動，在一些描寫居住於市郊的家庭主婦，生活雖無罣礙但內心空虛的著作之推波助瀾下，於一九六○年代如火如荼地展開。但到了八○年代，黑人與移民女性開始質疑傳統社會運動中的女性圖像，與他們面臨的困境有很大的差異，他們批判這種運動充其量只是「白人中產階級的女性主義」。
一九八五年的美國，二十到二十一歲的白人女性中，「未婚媽媽」不到四％。但是，二十到二十一歲的西班牙裔女性中，卻有一○％未婚生子；在黑人女性中，更高達三三％。同樣是女性，但他們面臨的問題卻迥然不同，對住在貧民區、從事「麥式工作」，隨時處於男性暴力與意外懷孕等威脅下的女性來說，把既有的女性主義運動視為「白人中產階級的女性主義」，也是理所當然。
另一方面，黑人之中也開始出現菁英人士，六○年代公民權運動的前提是立基於「黑人」都面臨相同處境，但如今狀況已經有所改變，同為黑人也未必遭遇相同的問題。不只是「勞動者」，連「女性」或「黑人」這樣的分類都變得無法成立。
因為「階級」、「女性」這些分類已經站不住腳，所以「我的不幸是因為我出身勞工階級」的意識就無法維持，比如女性可能會這樣想，「同樣是女人，也有人成功，所以我的失敗是自己的問題」，也就是把責任歸在自己身上。人們把原因歸結於不擅於處世等心理層面，而不認為和社會結構有關，他們閱讀各種實用的工具書或心理學方面的書籍，尋求解套；卻不認為勞工或女性的社會運動與自己有關，這種個人化的趨勢越來越普遍。
從統計資料可以得知，出身家庭的經濟狀況，明顯地影響個人的學歷成就與就業；而且女性不管是在收入或地位的確處於弱勢。然而，代表「勞工」、「女性」的圖像越來越模糊後，將很難察覺真實的處境。晚期工業社會中，「女性」的圖像變得單一，農村女性並未被包含在內；來到後工業社會，則更進一步崩解，只剩下「個人」。
如此一來，社會運動就變得很難推展。「我們是勞工」、「我們是女性」的連帶意識無法成立。人們變得「自由」，我群意識難以維繫，陷入一種難以整合的狀況。在後工業社會裡，不只家庭與政治失去統整性而陷入不穩定，連社會運動也面臨相同的困境。
針對上述的社會狀況有各種學術研究，其中，德國的貝克（Ulrich Beck）提出「風險社會」的概念。
在現代社會，不論是就業、家庭、教育都失去穩定性，社會充斥著不安；政府與專家失去威信，前景難料。越來越多人具有風險的意識，風險無法單純地以危險或安全區分，為精神病所惱的人變多了，心理學亦成為顯學，貝克把這樣的狀態稱為風險社會。
貝克強調風險社會的特徵之一，就是階級這個概念已經失去意義。在當代社會，即使是特權階層也無法保證「絕對沒問題」，他們背負著離婚、解約、落選、凋零等風險。但同時間，只要處理好風險問題，也許就能出人頭地往上爬的想法，則是超越貧富貴賤的共識。
雖然貝克也承認，有錢人消息比較靈通且握有資金，所以比較能取得安全的食物。但前景難料之風險的增加，並不限於貧窮階層，這一點應該不少人有同感吧。
＊本文選自時報文化出版《如何改變社會》一書；作者小熊英二1962年生於東京，1987年畢業於東京大學農學部，之後曾在出版社工作，1998年東京大學大學院總和文化研究科國際社會科學博士課程修畢，現為慶應義塾大學總合政策學部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