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蔣、毛二人的對比，乃是兩種世界觀、兩種文化背景，加上兩個不同的使命感，造成了兩個人的作風完全不一樣。弔詭之處，在大動盪的時代，在價值已經經常變動的時代，不遵守任何尺度的毛澤東，用他自己的話是「無法無天」，他可以無所顧忌。相對而言，蔣介石被自己的文化背景約束，也被自己知識領域的限度約束，舉動都縛手縛腳，既想作聖賢，又常常不免權謀，兩頭不著落。在北伐以後，他的民族主義，可以號召都市社會中上層，共同建設國家。抗戰期間，中國精華地區的城市，幾乎全部淪陷。都市社會中上層也已殘敗凋零，蔣氏失去了憑藉。八年苦撐，民窮財盡，兵老師疲；他已無法在內戰中，與毛澤東作公平的競爭了。
歷史的弔詭：鄧小平反戈一擊，消除四人幫，啟動改革；其施政方向，卻是回歸蔣氏南京十年， 重新進行實質的建設。如果不以成敗論英雄，蔣氏豈非贏回了生死棋局？
史學工作者是事後的諸葛亮，只能以旁觀者的立場，來評斷已經發生的事情，對於那些歷史人物，史學的評斷也許是嚴厲的，也許是殘酷的。我終生希望能做到的史學工作，乃是在社會和文化的層次。對於個人的評斷，一向避之不遑。這一篇序文，在我是第一次有此嘗試。也正因為自己曾經身歷狂風暴雨，體會驚濤駭浪；此刻，置身事外，對於這一個時代兩個重要的人物，大膽提出我的評斷。至於，真正要對國共鬥爭成敗的比較研究，還是必須將當時的文化、社會、經濟各方面的情況，有通盤的整理，才能得到比較說得過去的假設。
為了老友吩咐，這次破例作人物評斷。口述之時，回想當時代的悲劇，不免悲惻。至於是非曲直，都付予讀者判斷了。
＊作者為中央研究院院士、匹茲堡大學歷史學系榮休講座教授。本文選自《槍桿、筆桿和權術：蔣介石與毛澤東治國之道》（時報出版）序文。風傳媒即日起書摘三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