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由於他對世界的歷史並不清楚；據馬列學者意見，毛氏對於馬列主義也沒有深刻的研究，對於馬列主義在蘇聯領導下，曾經嘗試的「世界革命（共產國際的革命）」，其經歷的過程，也未必有清楚的了解。他能理解的，只是上述的歷史使命。這一個革命的使命感，導向一個所謂「革命倫理」；於是，「道德」、「正義」的解釋，是有自己的尺度，不能遵從傳統中國文化的價值觀界定，也不能靠現代文明的價值觀界定。「革命正義」之所在，他可以超越一切的人間行為標準。若以「誅心之論」，毛氏的無知，使他能夠有極度的信心，以至於極度的狂妄。
毛氏一生，只要達到共產主義理想世界的目標，而且是在他領導之下的革命，他可以無所不為。他採取的策略，則是運用基層大眾的龐大潛力，摧毀社會的中上層；他的策略與上述蔣氏採取的途徑，可說完全相反。
在這一個革命途徑上，一切擋路者，都必須排除，一切障礙，都必須克服。所以，他終生的事業，每一階段都以「兩分法」，將世界分成兩塊，一部分是他所借重以為助力的群眾，另一部分，是他要消滅的敵人。所以，他沒有永久的朋友和同志。對他有用的時候，是親密的同志，威脅到他領導權的時候，就是必須剷除的人民公敵。
對於「群眾」，毛氏有其運用之道。例如，一九四九年以後，前面十年，他剷除反革命，剷除右派，剷除階級敵人：這些常常是以百分之五，作為比數，以百分之九十五的群眾，毀滅百分之五，其假設的的敵人。第二個階段，他的「大躍進」以成立公社為主要目標，希望實現那個共產社會的理想世界。那時，他的權威已經定於一尊；可是，身在高峰，他也已經與真實的世界隔絕。居住中南海，與群僚沒有平等的關係，他已沒有回饋的資訊。不了解全貌的情況下，毛氏以為可以憑意志力，改造人類社會。這個階段的中國，乃是煉獄，所謂三年「自然災害」，遍地餓殍，犧牲了數千萬人的生命，浪費了無窮的資源，後果卻是長期的飢餓，和人性的扭曲。彭德懷直諫，遭逢忌諱，竟以身殉。劉少奇為他補救巨大的失敗，他卻以劉少奇是挑戰的敵手，除之而後快。
這場大禍以後，毛氏發動全面性的文化大革命。他大規模的驅使十餘億群眾，剷除了代表中國文化的讀書人，也剷除了代表現代知識的菁英；變本加厲，他以群眾鏟除了黨內的老同志，勳舊功臣，幾乎一掃而空。他其實久已不直接處理國家事務，竟閉門造車，肆意他的改造社會的政策。這位「神化」的人物，假借群眾的名義，一波又一波，摧殘中國的上、中精英，求取完成由基層群眾主宰一切。毛氏從下而上的改造大業，其實並沒有培育有能力的社會基層，無非引進全無知無能的四人幫和他們的盲從者而已。可在他的心目當中，他可以完全不在乎，因為他身揹著巨大的使命， 一切的犧牲，都是有理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