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這項荒唐的「社會觀感」變數，同時並有「社會慣性價位上限（天花板）」的無形而且高度直觀的超另類「公式化」變數，也同樣令國際社會驚駭不已。
「最低比率要求」規定的社會衝擊力更大
臺灣式「公式化社會」的發展，也出現在政府公共部門對私經濟活動的干預與剛性規制手段上。
在針對民間組織發展及人事法制有關法規方面的「公式化社會」傾向，譬如，勞基法的強制要求公民營事業機構組織雇用身障人士「最低比率要求」(minimum ratio)規定，在原住民基本法草案也就跟著比照提議要作出相同的限定，兩性平等法的剛性女性員額比例，金管會對股票上市櫃公司的獨立董事員額與任務比重要求，乃至醞釀中的勞工董事、女性董事之限額限量，等等都可謂是典型的臺灣式「公式化社會」發展特徵，也同樣都要造成極重大而且深遠的社會效應影響。
這些種種經濟社會效應中，尤其是那些對於社會準私有財，乃至純粹私有財部門的「剛性」強制公式化要求，正是肇致今天臺灣服務業產業部門發展會出現嚴重結構性僵滯，以致根本無法升級進步的極重要「機構障礙」（institutional barriers）因素，也因此更嚴重惡劣化了臺灣營商環境條件，以及對外經濟吸引力(national attractiveness)。
帶給臺灣傷害最大的負面效應
越來越趨剛性「公式化社會」發展，所可能帶給臺灣經濟社會最大傷害的負面效應影響，至少已經發生在三個構面之上：
第一個構面的傷害是：使臺灣永遠無法擺脫「原料經濟社會」型態，而得以升級進步成為真正的新世紀「知識經濟社會」；主要是因為，整個社會祇有一面倒地重視「原料成本效益」至上，而否定了知識創新所可以帶來的任何「附加價值」，這種「唯原料及體力有價值」、「對知識、技術、服務都不給予適當合理價值」的社會，當然更不可能承認有所謂「市場效益價值」的存在，以致使得整個臺灣社會，淪落「魅力減損」、「競爭力短少」、「機會利益萎退」的新窘境。
第二個構面的傷害是：根本徹底破壞了臺灣的自由開放「市場機制」；既抑制了社會創新動機，挫折了社會進步／升級意願，也使得整個臺灣社會的對內對外供需調節彈性，都為之僵固化，為之更加滯後與退化了。
第三個構面的傷害是：斲喪了臺灣供給面經濟動能，以至也斷送了再進一步高級化向上突破發展的能力與意願；其結果使得臺灣的供給面經濟，距離需求市場經濟，更遠、更疏離。
這也正是造成臺灣鎖國經濟，更惡化、更劣化的重要原因。
豈能讓「萬能大政府」斷送了臺灣市場活力
事實上，「公式化社會」一向是世界經濟發展史上，祇能見諸於高度集權計畫經濟體制國家的治國類型，此種經濟國政剛性決策的意識形態模式，也一向就是最能夠養大「獨裁專斷大政府」及無所不能無所不管的「萬能政府」的溫床，直讓市場活力與能力為之斷送，讓社會創意及生產力為之毀壞，讓國民創新進步動能為之喪失，其最終結果幾乎都反而會肇致，整體社會國民福祉的減損與萎縮。
「公式化社會」的追求，在各種現實驗證中都在在顯示，根本就是現代民主政治社會運作中，老百姓最為「自作自受」的惡例典型；在今天及未來的臺灣社會，真的有必要在既已使用「公式化」，摧毀了公共費率事項的「市場化」(marketization)機制可能性之後，竟然要更進一步把最須要國際化、開放市場化的「勞動力市場」或「國家人力資本市場」，也同樣要被剛性地一起裹脅到一個，完全反市場，也完全不顧需求面政治經濟大情勢變化的唯供給面「公式化」機制中，讓臺灣更趨鎖國，更陷於脫軌國際的「臺灣式勞動保護主義」逆流漩渦之中嗎？
馬毛執政團隊，真的應該就臺灣一切「公式化社會」的盲動發展，再三慎思。
＊作者為財團法人環球經濟社社長兼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