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真的須要變成為全球少見的剛性「公式化社會」之市場經濟國家？
這是一個很值得積極爭議的國家級新鮮課題。
勞動部最近仿照處理水電費率模式，擬議制訂臺灣版「基本工資公式」，以作為勞動部便宜施政套用。初步列為「基本工資公式」計算參數的，主要有最低生活所需、扶養比、經濟成長率、國內生產毛額(GDP)、消費者物價指數(CPI)變化(通貨膨脹率)等，基本上，都是從勞動力供給面的單向成本效益觀點出發，完全沒有需求面變化設想與思考。
「公式化」模式是「民粹治國」產物
勞動部亟思使用「公式化」模式，面對迭有爭議多年的基本工資課題，一方面是想運用看似「有數字科學依據」、「客觀理性」、「完全免除情緒因素」的計算公式，以期凸顯理性、公正、透明、可預計、可評判，更重要的是可以有效堵住衝動激情，安撫濫情理盲的民粹抗爭，減少無謂的肢體衝突對立；另一方面則欲藉以建構「客觀的」勞資議價基準，避免非理性漫天討價還價的「分貝決策」。
的確在今天「價格敏感度特高」的臺灣社會，用「公式化社會」手段，看似最能夠企及「便宜治國」目的，至少過去幾年曾經每試必爽，尤其水電費率爭議的紓解驗證，更可充分看到，當然也因此益發鼓舞整個社會，朝此方向大步邁進。
更加負向衝擊臺灣經濟發展
在操弄「公式化社會」手段，使用經濟連動的「公式化」模式的結果，所可能衍生的負向效應，勢必更加衝擊臺灣經濟發展。
以勞動部操弄「公式化」模式的基本工資機制運作為例，其結果勢必會嚴肅肇致「工資」意涵，超越了「勞動貢獻之報酬」市場價值規範，而變成為必須「兼及家庭生活承擔維持費」，而使「工資」複雜化轉變，成為「勞動需求者(即雇主)」的雇用社會成本，不啻使臺灣勞動供需，陷於共產主義經濟牢籠之中；如此一來，必將更加極化了「臺灣式勞動保護主義」的強度，越發會肇致抵禦外人來臺投資營運意願的負向效應，同時，也會激高本國產業廠商加大外移他遷的驅動力度，臺灣市場工資水準，不一定會被拉抬提高，但勞動市場就業機會，卻必然會為之頹壞萎縮。
追求包括水電瓦斯公共運輸電信等公共費率或準公共費率，都採用「公式化」模式來呈現，是乃過去二十年來「民粹治國」當道之下的臺灣社會最重要顯學，對臺灣自由開放市場經濟體制，早已構成了莫大傷害與威脅。
社會「價格行為與偏好」變化彈性太大
在自然科學中，用數據式的「公式化」來描述、解釋或判斷，各種高度理性的慣性、行為、變化、動態、取向及趨勢，的確是一種利用「公式化」手段變成為「很科學的」呈現事象的方式；但是，在社會科學中，因為事態情境處處都充滿了「人類感性的變數」，以致根本難以使用完全理性或物性的數據式「公式化」來描述、詮解或判斷人性或感性的慣性、行為、變化、動態、取向及趨勢之發展。這也就是社會科學的質性研究（qualitative）模式會遠多於量化研究的重要原因。
在社會經濟領域，乃至經社部門市場活動之中，諸多涉及到人與人性的互動、連結、交易、往來。尤其，更不免都存在「供給」與「需求」雙方、「發放」與「收受」雙方，各有其不同依存比例或權重份額的重點、方向，其每一變數之間亦都各有「非可定率」的極大不同，更不容易用簡易僵直剛定的數據化，或量體化，來加以反映與呈現。
需求面議題難以「公式化」詮釋
當然，今天的千百種產業市場中，在供給面，固然多數屬於經濟價值鏈的上游或中上游階段，其物性的份額比重較高，尚皆存在些許可以用數據式「公式化」呈現的空間與可能性；但在需求面，則多數屬於經濟價值鏈的下游，或頂多祇是中下游位置，其所涵涉的「人性」份額比重，祇會是越趨下游而越高，根本就越發失去了可以使用數據式「公式化」型態，來相為映現或詮解的空間。
正因為如此，更足以說明，經濟社會型態的「供需關係」總是變化多端，企圖使用「公式化」來映現，乃至用「公式化」來取決，其中最具關鍵變數意義的「價格行為」與「價格偏好」之應有走向，用「公式化」更是完全不適任，亦不適格。
追逐「公式化」祇為的是「平撫民怨」
在今天臺灣這樣一個充斥理盲濫情的社會，許多公共事務的施行，似乎唯用數字「公式化」計價型態，最能「說服社會」，亦最能「平撫群眾」激情與「怨氣」。
然則，今天臺灣社會上到處可聽見可看見的種種「怨氣」，其發動、蓬起、壯盛龐沛，有很大成分是來自於過去20多年來，整個臺灣社會在民進黨，或明槍或暗箭，全方位發動、炙燃與興風浪作，早就讓整個臺灣社會完全陷入，一團極端左派「仇富反商」的偏執訴求與張揚漩渦之中，且其所帶來的不良社會氛圍，甚至是所謂「義和團式」的激越脫軌情緒，更加直觀而且偏邪地，助長了整個國家社會這種「毫無理性」的狂風烈燄之中。
「公式化」結果 讓臺灣距離市場更遠
今天臺灣社會民粹及主政官員（當然是因為屈從於民粹高壓之下的雅不願），會傾向於接受這種「公式化社會」發展，主要是基於兩個重要背後因素思考：
第一是，既然眾人都使用，也是眾人都在消費（則並不計較這所謂的「眾人」，究竟為數是多少？所代表份額為多大？），就是「社會大眾之事」，所有事事物物就都應該一致化、一體化、均一化、平等化，才足以彰顯「社會公平正義性」；
第二是，既是眾人的使用與消費，就應該積極追求其能達致「國民福祉最大化」，而其反面的另一個意涵，正是「國民負擔成本最低化」，更加符合社民粹之所欲。
就是這樣子的前提概念，使得「公式化社會」赫然在臺灣嶄現而且迅速盤踞在整個臺灣社會的天空。
這種「公式化社會」，既見種種的「公式化」事物，也就自然會更加傾向於要求「周延完整掌握」，種種比較可以量化呈現的供給面因子變數，同時也會益發傾向於要求達致「最終價格最低最便宜」的庶民經濟目標。
然則，這種數據式「公式化」的傾向作法，其實總是最可能肇致所有政府公共事務之事體發展，距離最終界面的「最終需求者」，即市場(market)，更加疏遠也是更加脫序無度。
「準公共財」幾乎已全部「公式化」
這種「一律公式化」要求，一旦用在政府所提供「純粹公共財」(pure public goods)之上，或許有其若干程度的道理在。不過，從人類發展史驗證中，越是無限擴充放大政府對「純粹公共財」產品服務提供之範圍與類項的國家，反而越是會肇致其「核定費率」水準，傾向於越高越重。
當然，一旦大政府走向於擴張「純粹公共財」提供服務範圍，其所需支持財源的需求越大，就越發必須要更多的公共財源之投入，則其基礎稅收比率自然要高，譬如臺灣，原本「純粹公共財」服務提供範圍較小，課徵所得稅稅率自5%起跳，以40%為上限；但是，在北歐福利國家典範的瑞典，因為其所提供「純粹公共財」服務範圍大，課徵所得稅稅率乃從下限稅率65%起跳，而且根本不設定上限的天花板稅率(ceiling rate)。
但是，今天在臺灣，則幾乎連所有「準公共財」（quasi-public goods）的費率，包括水電瓦斯、電信資訊、公共車船費率、國家公園門票，甚至祇有在公醫制度國家才有的醫療費率，勞健保費率等等之費率執行，也都已被要求納入「公式化」費率訂定範圍。
憑「社會觀感」取價的「公式化」費率
而更加令國際社會也要倍感驚異的是，在臺灣社會竟也積極主張，要將根本是屬於私經濟部門的「準私有財」（quasi-private goods）費率，也越來越要求要予以擴大列入，必須「公式化」費率訂定的「政府統轄範圍」之內，至少今天已經看得到；包括觀光園區（resort area）遊樂區、電影院入場費率，有線電視使用費率，都早已淪為「臺灣公式化社會」的一個重要部分。
尤其被引為世界驚奇的是，在臺灣「公式化社會」納列公式計算的變數，竟然也有一項，憑「社會觀感」取價的剛性要素條件。其中，最典型凸出的是，本就應該「使用者付費」的高速公路費率，竟納入「使用者觀感」、觀光場所「入場券」費率的「在地居民觀感」，以至在「純私有財」（pure private goods）領域項下的超商「代收服務作業費」，以及甚至於連鬍鬚張魯肉飯，超商供應個杯咖啡，竟也都要納入「弱勢者觀感」。
除了這項荒唐的「社會觀感」變數，同時並有「社會慣性價位上限（天花板）」的無形而且高度直觀的超另類「公式化」變數，也同樣令國際社會驚駭不已。
「最低比率要求」規定的社會衝擊力更大
臺灣式「公式化社會」的發展，也出現在政府公共部門對私經濟活動的干預與剛性規制手段上。
在針對民間組織發展及人事法制有關法規方面的「公式化社會」傾向，譬如，勞基法的強制要求公民營事業機構組織雇用身障人士「最低比率要求」(minimum ratio)規定，在原住民基本法草案也就跟著比照提議要作出相同的限定，兩性平等法的剛性女性員額比例，金管會對股票上市櫃公司的獨立董事員額與任務比重要求，乃至醞釀中的勞工董事、女性董事之限額限量，等等都可謂是典型的臺灣式「公式化社會」發展特徵，也同樣都要造成極重大而且深遠的社會效應影響。
這些種種經濟社會效應中，尤其是那些對於社會準私有財，乃至純粹私有財部門的「剛性」強制公式化要求，正是肇致今天臺灣服務業產業部門發展會出現嚴重結構性僵滯，以致根本無法升級進步的極重要「機構障礙」（institutional barriers）因素，也因此更嚴重惡劣化了臺灣營商環境條件，以及對外經濟吸引力(national attractiveness)。
帶給臺灣傷害最大的負面效應
越來越趨剛性「公式化社會」發展，所可能帶給臺灣經濟社會最大傷害的負面效應影響，至少已經發生在三個構面之上：
第一個構面的傷害是：使臺灣永遠無法擺脫「原料經濟社會」型態，而得以升級進步成為真正的新世紀「知識經濟社會」；主要是因為，整個社會祇有一面倒地重視「原料成本效益」至上，而否定了知識創新所可以帶來的任何「附加價值」，這種「唯原料及體力有價值」、「對知識、技術、服務都不給予適當合理價值」的社會，當然更不可能承認有所謂「市場效益價值」的存在，以致使得整個臺灣社會，淪落「魅力減損」、「競爭力短少」、「機會利益萎退」的新窘境。
第二個構面的傷害是：根本徹底破壞了臺灣的自由開放「市場機制」；既抑制了社會創新動機，挫折了社會進步／升級意願，也使得整個臺灣社會的對內對外供需調節彈性，都為之僵固化，為之更加滯後與退化了。
第三個構面的傷害是：斲喪了臺灣供給面經濟動能，以至也斷送了再進一步高級化向上突破發展的能力與意願；其結果使得臺灣的供給面經濟，距離需求市場經濟，更遠、更疏離。
這也正是造成臺灣鎖國經濟，更惡化、更劣化的重要原因。
豈能讓「萬能大政府」斷送了臺灣市場活力
事實上，「公式化社會」一向是世界經濟發展史上，祇能見諸於高度集權計畫經濟體制國家的治國類型，此種經濟國政剛性決策的意識形態模式，也一向就是最能夠養大「獨裁專斷大政府」及無所不能無所不管的「萬能政府」的溫床，直讓市場活力與能力為之斷送，讓社會創意及生產力為之毀壞，讓國民創新進步動能為之喪失，其最終結果幾乎都反而會肇致，整體社會國民福祉的減損與萎縮。
「公式化社會」的追求，在各種現實驗證中都在在顯示，根本就是現代民主政治社會運作中，老百姓最為「自作自受」的惡例典型；在今天及未來的臺灣社會，真的有必要在既已使用「公式化」，摧毀了公共費率事項的「市場化」(marketization)機制可能性之後，竟然要更進一步把最須要國際化、開放市場化的「勞動力市場」或「國家人力資本市場」，也同樣要被剛性地一起裹脅到一個，完全反市場，也完全不顧需求面政治經濟大情勢變化的唯供給面「公式化」機制中，讓臺灣更趨鎖國，更陷於脫軌國際的「臺灣式勞動保護主義」逆流漩渦之中嗎？
馬毛執政團隊，真的應該就臺灣一切「公式化社會」的盲動發展，再三慎思。
＊作者為財團法人環球經濟社社長兼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