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來印禁書
在那禁忌的年代，馬克思、列寧等名字是禁忌，連許多姓馬的都遭殃。傳說陳映真被逮捕的時候，偵訊人員就問他：你家裡為什麼有馬克吐溫的書？
啊？被問者茫然了。
「那馬克吐溫不是馬克思的弟弟，不然是什麼？都是馬克什麼的。這代表你思想根本左傾。還不趕快招認？」
此外，還有人從國外帶回來馬克思．韋伯的書，在機場也被查扣了。原因是：他怎麼也叫馬克思？
機場當然是一個進口書的管道。英文書還好，有些新左派的書，負責把關的人不求知，當然不知道。於是陸續有些新書帶進來。但中文書，尤其是三、四十年代的文學書，就很難帶了。於是我們有朋友想了不少怪招，讓香港的僑生帶回來。例如，把原書的封面給撕下來，再買一本瓊瑤的書蓋上去當封面。機場不查內容，就這樣蒙混過關。那時，曹禺的劇本、艾青的詩集、沈從文的自傳，都是這樣「表裡不一」給帶進來的。
我手頭上有一本封面是「死亡與童女之舞」，還是詹宏志翻譯的，內容卻是曹禺的劇本。詹宏志大約沒料到，當年他的封面也被我們「利用」過。
因為是禁忌，得來特別困難，我們也讀得特別起勁，有如在練功。彷彿擁有秘笈，再加上苦練，終有一天要練就一身絕技。
看禁書與玩禁忌的愛情一樣，是會上癮的。你越是要查禁，我越是要看。而且越禁越要偷偷摸摸，越偷偷摸摸，越是有趣。
現在回想，才知道影響自己最多的，可能不是那些學校規定的書，也不是正經八百的書，而是禁書。沒辦法，禁忌之愛，永遠有致命的吸引力。
由於大學生愛看禁書，買的人多起來，於是就有人開始偷偷翻印禁書。最初是台大附近傳出有人翻印外文書，後來政大那邊也傳出三○年代的文學選集，如魯迅小說選、冰心、丁玲等作品。那年代的學生較貧窮，在學校賣書可以賺一點外快，許多學生本來是幫正常出版社賣一些上課參考書，後來就乾脆賣起了禁書，而利潤似乎更大。
朋友之中有腦筋靈光的，動起了翻印好書，兼賺外快的想法。最初是找了一家名不見經傳的小出版社「全國出版社」，老板是一個面貌忠厚的人，知識上不是太靈光，但人很好相處。至於出什麼書，大家一片熱血、熱烈討論後，決定以思想經典為主，第一批翻印的是大陸時期出版的書，張佛泉的「自由與人權」，以及卡西勒的「國家論」，還有一本是新書，林毓生的英文著作「儒學的危機」。
我只記得大家拿到新書的剎那，興奮莫名，有一種幹「地下革命」的快感。後來還有人建議海耶克的書，但似乎是老板對我們要出的某些書有意見，大家失望之餘，就少見面了。至於書賣得怎麼樣，誰也不知道。
朋友中還有比較大膽的，就動起了自己印書的念頭。反正印三、四十年代的書，不必版權，而且似乎政大那邊印了也沒事，何不自己來。至於出版社也不必管了，隨便掛一個「中國現代文學史資料」之類的，書就自己在校園發行，各校的學生朋友互相幫忙賣一賣就是了。
那時，路寒袖首先印了錢鍾書的「談藝錄」，後來又印魯迅小說選，為了怕敏感，改名為「樹人小說選」。此外，李疾有一陣子據說在學校賭博，輸了許多錢，他想賺一點錢還賭債，就去找詩人施善繼借了「新詩三十年」。那書本是香港出版的，道林紙張印刷，精美無比。李疾拿去直接製版印刷，換個封面，以平裝本出現，倒也有模有樣。但他本不是善於經營的人，對朋友又慷慨，朋友大家都收到了書，但錢似乎沒收回來。他賠了不少。蔣勳知道以後，還非常義氣的拿了一筆錢給他。我們都笑說：「蔣勳是用助印善書的心情，來助印哩！」
由於看了不少三、四十年代的禁書，我才知道白色恐怖時期，政府是如何用查禁書刊，來進行思想控制。台中省立圖書館裡清查書籍只是一部份。對民間閱讀的控制，也毫不放鬆。連讀禁書，都可能犯罪。
我的長輩李明儒先生，是在一九四六年的時候，政府為了平撫二二八事件後民眾的不滿情緒，想改變政府只有派大兵來欺壓民眾的形象，而招募來台的年輕知識份子。他先是到花蓮教書，後來回台北。一九五○年代，他因為愛好文學，向一位台灣的年輕人推薦了三、四十年代的文學作品，還借給他閱讀。不料這個傢伙在白色恐怖時期，竟將借書一事，當成思想有問題，向當局密告。李明儒被逮捕，卻怎麼樣也查不出他和共產黨組織有什麼牽連，沒有判罪的名義，最後竟送綠島感訓三年。三年後，他還是沒有「悔悟」，又繼續感訓。三年過去之後，還是沒有「悔悟」，繼續感訓。直到兩年後遇到特赦，才給釋放了。他坐了八年的牢，竟沒有任何一個罪名。
自己寫禁書
或許是禁書看多了，終於有一天，自己也參與了寫禁書的行列。
一九八一年，大學畢業不久，剛上研究所一年級，一個朋友參與了當時一本剛剛出刊就被查禁的「進步」雜誌。隨後，林正杰、謝長廷、陳水扁、藍妙齡四人首度以「黨外新生代」為標榜，參與了台北市議員選舉。我們都參與了助選。
助選中，我認識了陳庭茂。當時旅美學人陳文成因曾資助過美麗島雜誌，回台灣被警總約談，後來竟陳屍台大校園的事件，轟動一時。陳文成的父親陳庭茂也出來助選，控訴他兒子死於謀殺。選舉結束後，《深耕》雜誌準備出一本陳文成紀念集，總編輯林世煜找我寫陳文成的弟弟對哥哥被約談前的回憶。
訪談過程相當長，我詳細的記錄了當時陳文成並無警總所謂的自殺傾向，而是充滿希望，而且警總在約談前，已經跟監很久了。顯然這是一次有預謀的行動，只是在約談過程中，很可能陳文成不合作，被警總刑求致死。我寫了約八千字左右的稿子。文章當然署名他弟弟陳文華的名字。
交稿那一天，林世煜看了許久，抽著菸，摸著額頭，彷彿頭痛無比，良久，才笑著說：「稿子是寫得很好。真的很好看。只是，嘿嘿，我得找他們一起看一看，要不要為這篇稿子，和警總打一架。」
「他們」指的是許榮淑、尤清、林正杰等民意代表。開會那一天，林世煜把稿子影印多份，發給他們當場看，避免外流，並當場決定要不要刪節，以避開敏感的情節。我坐在編輯部外面，有如等候審判。
會議結束，林世煜出來了，他用一種男子漢的口氣說：「好啦！大家決定為了你這一篇去打一架了。」
為什麼要「打一架」？
因為當時的警總並無查扣未出刊書本的權利。依照出版法，得等到雜誌、書籍印刷裝訂好了，才算正式出版，如此才有查禁的權利。於是雜誌、書籍出刊時，他們往往守在印刷廠的門口，書根本還未出廠發行，就被查扣了。為了取回書，雜誌的工作人員就得守候在印刷廠，萬一他們出現，兩邊衝突起來，就一起來搶書，搶回多少算多少。甚至連製好的版，都一起被查扣帶走。而搶回來的少數幾本書，就變成海內外的孤本。印刷廠門口因此變成打一架的地方。問題是：誰去打比較可以讓警總客氣一點，不敢太囂張。
陳文成紀念文集出來的時候，許榮淑、尤清、林正杰等人全部跑到印刷廠門口，嚴陣以待，準備和警總搶書，並且通知了報社記者。但或許是因為陳文成的事件太敏感，引起美國的注意，又或者大家的動作太大，準備衝突的行動太明顯，警總沒來，架沒有打成，但書還是查禁了。
當時許多黨外雜誌常被查禁，就演變出新的對應辦法。總之，警總的人要的無非是向上級交差，所以明的是在某一個印刷廠印刷，警總也照例大張旗鼓的去查扣。但私底下還有其它印刷廠正秘密的印著。最後，雜誌即使被查禁，但市面上還是可以看到。像重慶南路、台大、政大、中南部等都有據點。賣禁書的書攤有一個習慣，記住常常來買禁書的熟面孔，只要是熟人，都會拿出禁書，說：「今天有一本新來的，要不要？」然後從一大疊雜誌下面，抽出一本，偷偷秀給你看。如果你要，就立即迅速包起來。你根本還來不及看內容，就買了。
由於市場需求太大，黨外雜誌銷路大好。即使警總在印刷廠查扣了一批書，還是大有利潤。黨外雜誌與各種禁書應運而生。
偷偷相約咖啡館
寫完陳文成的故事之後，林世煜曾希望我進去《深耕》當編輯。然而這時我暑假完成的報導文學作品《礦坑裡的黑靈魂》被另一個黨外雜誌《大地生活》採用，他們希望我進去當編輯。
雖然《深耕》的薪水要比《大地生活》優渥很多，但我終究覺得寫作報導文學比較適合自己的興趣，決定進入《大地生活》。
一九八○年代初，黨外雜誌一共有三個，康寧祥的《八十年代》，由司馬文武擔任總編輯；許榮淑的《深耕》，由林世煜任總編輯；和《大地生活》雜誌，由汪立峽任總編輯。每一本雜誌的編輯都不多，寫作者也有限，主要是靠外面約來的稿子。
由於司馬文武出身中國時報，有不少記者的人脈，《八十年代》的文章有不少是記者匿名寫的。戒嚴時期有一個特色，是記者知道許多內幕，但報紙上管制太嚴，無法刊登，於是就有不少記者在外面寫稿子。某些政府人事、權力鬥爭內幕、警總準備發動圍剿某文化人的內幕等等，都是靠著記者透露出來的。
《深耕》也有一些記者來寫稿，但主要是由一些年輕人寫的批判文字。《大地生活》則以報導為主，當時正在如火如荼的搞老鼠會的調查報導，受害人的電話不斷湧入。政府也被迫展開調查。而它的作者以文化界的人居多。包括小說家陳映真、歷史研究者王曉波等，都是長期支持的作者。只是陳映真礙於自己曾是政治犯，名字太敏感，警總派有專人在監視他，所以一律以筆名發表，每一期都要換一個筆名。
說起來很有趣，這些雜誌當時都是被監聽的，所以大家就養成一個習慣：約作者見面的時候，都不說什麼事，而只是說出來喝一杯咖啡。而記者更是敏感，一些有默契的記者如果有稿子要交，會從公共電話打進來，也不說名字，你得從聲音判斷他是誰。他也不說什麼事，只是說：「你要吃的東西做好了。」
「啊？煮熟了嗎？」有時候我會故意說著玩。
「是啊。你可以吃了。」對方笑起來。
「好啊。那我下午過去喝一杯吧。」
這種遊戲玩久了，似乎沒出什麼事，只是仍會有疏忽的時候，一不小心把名字給講出來了。如果是這樣，大家就開始聊些無謂的事，以示沒有什麼內情。但是如果碰到敏感的題目，寫作者一定會要求保密，以避免被追查。如果碰面，一定左顧右看，尋找有沒有「抓扒仔」（特務）在旁邊跟監。
當然，周瑜開的紫藤廬是大家最常見面的地方，那裡最安全。那時周瑜正著迷於茶葉，喜歡和老龔（龔于堯）拼茶。二人分別往鹿谷、廬山一帶，去尋找自己認為最好的茶。而有些茶，山上的農民做得還不夠精細，就帶回來自己再加工一番，好讓它的本質更好的發揮出來。再把各自認為的好茶，泡出來拼一拼，看誰的好。
總之，從鼻子的香氣、舌尖的氣味、停留口中的溫潤、到喉韻如何，都非常講究，一一品評。我記得有一個下午，二人拼得不分勝負（大部份是不分勝負，誰也不服誰），連泡了五、六種茶。我跟著品頭論足，用盡各種文學形容詞去描述口中的感官。他們拚命泡，我拚命喝，最後竟喝到胃部虛空，兩鬢發酸，全身無力，手部微麻，身體有如醉酒，手腳不聽使喚，意識卻清醒無比，甚至更為敏銳。他們說，這叫「茶醉」。
是日，直到半夜，整個人都處於亢奮狀態，無法成眠。後來才知，「茶醉」唯有以酒來解，讓極端敏感的神經鬆弛下來。
當時辦黨外雜誌既緊張壓抑，大家偶而會喝酒取樂，放鬆一下。黨外雜誌也只有三個，都是月刊，有時這個雜誌出刊被禁，就請另一家慶祝，第三家作陪。三家輪流，倒也其樂融融。有一段時間，大家喜歡上故宮對面山邊的土雞城，坐在野外亭子裡喝酒吵鬧，唱歌划拳，直喝到半夜，還兀自鬧酒。
平時文質彬彬的司馬文武有一次喝得大醉，和我各自站在板凳上，手拿一整瓶啤酒，對著嘴巴直直倒進去，號稱當場就乾。然而圖一時豪氣，卻喝得腹脹無比，痛苦不堪。
當時大家皆自認英雄，天不怕地不怕，既已入了黨外雜誌，警總早已留下記錄，上了梁山，就大口吃肉，大碗喝酒。眾人習慣逞英雄，自稱喝啤酒似乎不會醉，只是不斷上廁所，眾人笑稱那是「荼毒卵鳥」而已。
後來因《大地生活》經營不善，遂停刊。《深耕》後來發動統獨論戰，圍剿陳映真和「大中國意識」，《八十年代》的康寧祥被新潮流系批為「雞兔同籠」中的妥協派，而逐漸沒落；而《前進》雜誌則在林正杰的主持下，打著更迅速的新聞週刊模式，開始崛起。而鄭南榕則開始經營《自由時代》系列週刊，他申請了好幾個以《自由ｘｘ》命名的刊物，禁一個，再換一個，反正「自由ｘｘ」，風格一致，民眾自會認識。
總之，這是一個禁書狂賣的黃金年代。
＊作者為知名作家，現任中華文化復興總會秘書長。本文選自作者新著《暗夜裡的傳燈人》（天下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