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諾專文:經濟不好的日子,什麼能保衛我們?

2018-10-22 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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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認為,台灣太小但全球化的經濟機制太大,導致我們很難單獨對經濟問題有主張,也別把其他不當心志寄寓其上(比方某種國族企圖、某種國族榮光的尋求),那是自找麻煩,經濟問題就只是硬生生的經濟問題。(資料照,綠學園提供)

作者認為,台灣太小但全球化的經濟機制太大,導致我們很難單獨對經濟問題有主張,也別把其他不當心志寄寓其上(比方某種國族企圖、某種國族榮光的尋求),那是自找麻煩,經濟問題就只是硬生生的經濟問題。(資料照,綠學園提供)

這個有點悲慘的笑話應該誰都聽過,是某人算命時的對話─「你的命太糟糕了,四十歲之前一事無成窮苦潦倒。」「四十歲以後就好了?」「不,四十歲以後你就習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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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一定有作用,尤其對東亞、台灣,所謂的「習慣」是習慣於大約百分之一到三的成長甚至不成長,把自己全面調整為適應新經濟局面的社會,也稱之為著陸,回到某種「正常」狀態來,像先走一步的日本,便花了約二十年時間。只是,除了如基度山伯爵的臨別贈言:「等待和希望」,這段不會太舒服太平靜的時間裡,我們還能為自己多做點什麼?

基於某種難以說清楚的彆扭心理,以下這些話我其實非常非常不願講,但是,除了身邊幾名可說話的人,我仍然會想到為數很少但一直善意耐心讀我書的遠方不識朋友,我永遠感覺虧欠了他們什麼。

當然不是什麼了不起的意見,就只是我愈來愈不想說服任何人而已,乃至於不願意讓自己做出任何像是想說服誰的樣子、表情和言論。

我這兩句不合時宜的意見是─在可見經濟較低迷、不安、時不時動盪起伏的未來時日裡,真正能保衛台灣這個社會不墜的,不是什麼聰明機巧的經濟策略(極可能並沒有這樣的東西),而是我們丟棄或至少閑置已久、看不起已久的基本價值信念。

台灣太小,全球化的經濟機制太大,兩者完全不成比例,不可能用尾巴來搖動狗這是一切的前提。我們很難單獨對經濟問題有主張,也別把其他不當心志寄寓其上(比方某種國族企圖、某種國族榮光的尋求),那是自找麻煩,經濟問題就只是硬生生的經濟問題。台灣在自身權勢的管轄範圍內能做的事,別說全球經濟規模,就以台灣自身的經濟規模而言,所占比例都不到百分之三十(即所謂外貿依存);台灣在經濟上能做的是這個全球大經濟體的「順民」,卡好某個位置,保持專注、靈動和彈性,隨之上下浮沉起伏,世界經濟平穩的日子,我們比全球平均值好一些,世界經濟波動,我們趨吉避凶躲開其鋒芒─這上頭我還算有信心,證諸雷曼兄弟風暴以來這平靖不下來的幾年,台灣的實際表現也差不多就是如此。台灣的總體體質不惡,這些年,儘管仍有些虛張聲勢的話語流竄,但台灣也愈來愈清楚顯現這是一個移民之島移民性格社會,整體來說還是非常務實的。唯一要留心的反倒是,務實傾向的移民社會東西扔得快,某些有益但不即時有用的價值信念愈容易跟著流失,人的素質也因此容易低落下去,而人的素質,一直是台灣經濟表現和經濟未來的一項無可取代的資產。

20170120-民眾騎乘電動單輪車於台北街頭穿梭。(顏麟宇攝)
作者認為,在經濟教掙扎的日子哩,人容易趨於兩端,一是窮斯濫矣的變壞、二是困而學之的整理自己。(資料照,顏麟宇攝)

這裡有一個接近通則的現象─在經濟較掙扎困阨的日子裡,人容易趨於兩端,一是窮斯濫矣的變壞,人日趨虛無、自私、粗暴而且愈愚蠢愈富攻擊性;另一是困而學之的正好用來好好整理自己,下雨天是人修修補補東西並做好預備的日子,困難的處境讓人去想一些、學一些舒服日子裡不會也無暇去想的事,這上頭人有自我選擇和作為的餘地,永遠有,無關乎經濟規模大小,無需相稱的經濟資源和預算數字。

以人類歷史經驗來看,前者的機率較高,也來得快,是我們說過的「如崩」;後者則需要人的自覺、人把自己好好撐住,是「如登」。

我們說過,經濟問題的具體破壞力,必然是不斷攻擊、引爆於社會各層面各角落,家庭、工作、求學、健康、戀愛(是的,就連戀愛都會有事,感覺如此沉重而且眼前一片黯然)云云。人生氣憤恨有其依據有其理由,根本處確確實實是社會的公平正義問題(特別是在財富分配持續惡化的實況下),但事實一再證明,過度的沮喪失意、太誇張的自戀自私、太簡單廉價的狂暴,會把我們一再帶離真正的問題所在,趕走認真的人,讓有意義、可持續的思索和討論中止,放過真正應該負責的人,只成就那幾個虛假的、取利的、不堪認真一問的「英雄」。像這些年台灣向富人多徵稅的經過便反覆如此,從商業稅到股市和健保,不是立法因此拖延不成,就是好不容易立了又廢,兩邊看似最處於極端的人,包括無意的和處心積慮的,最終的事實結果是共謀。

價值信念是個其實不難懂只是較不容易細說清楚完整的東西。這裡我要指出來只是這一面─談價值信念並非保守、並非維護所有秩序,基本上,它真心防衛的是人自身而不是社會,規範的、維持的、支撐的是人的心志和行為而非社會秩序;它的公共性意義傾向於應然而非實然,實存的當下現實之於它只是某種非理解、非考慮進去不可的限制性材料性條件,是作為一個場域基礎而非其既定存在形式(既定存在形式可以是暫時的、不義的、愚蠢的)。大白話來說,必要的話,既存的國家社會都是可推倒可翻轉的,乃至於就該被推倒被翻轉,不僅這樣思索和討論,也實際上如此行動,這在人類歷史上一再正當的發生。

只是台灣暫時還用不著這樣不是嗎?事實上,那些口出各式愚蠢狂言看來很帶種的人,確切的說,既沒有這樣的足夠認識,也根本沒這樣的勇氣,他們只是躲在伺服器後頭而已,根本沒想什麼,偶爾誤上街頭,還要父母送便當飲料、要學校老師不記曠課、還哭叫要吹冷氣,這是什麼個東西?在經濟掙扎不安的日子裡,尤其台灣這種size的小經濟體,重談價值信念(我幾乎不敢用「建構」這一實現之詞),我們一定會發現,這原來遠比想出某個經濟策略(比方試圖以兩千三百萬人口的市場單獨拉動景氣)更務實。

基本的前提及其必要心理準備是:時間,這樣的日子不會太短。像日本這所謂「失落的十年」(或二十年,因為不斷延長),我們現在知道了,這並非日本的獨特經濟現象,正是領頭高成長的日本領頭著陸的「正常」階段處境,整個社會需要足夠的時間一樣一樣調整過來,從結構、從法規制度到生活習慣和人心,想快也快不起來。

《我有關聲譽、財富和權勢的簡單思索》作者和書封。(印刻出版社提供)
《我有關聲譽、財富和權勢的簡單思索》作者和書封。(印刻出版社提供)

*作者為自由寫作者,著有《眼前》、《盡頭》等書,本文選自作者新著《我有關聲譽、財富和權勢的簡單思索》(印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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