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於香港、在芝加哥大學執教數十年的中研院院士余國藩因病辭世，享壽七十七歲，他常以宗教的視角和文學的眼光研究中西文學典籍，以數十年時間把名著《西遊記》翻譯成四大冊，蜚聲中西學界。
祖籍廣東台山而在香港出生的余國藩（Anthony Yu）受過嚴格的神學及文學訓練，因此常以宗教的視角和文學的眼光研究中西文學典籍，他以數十年的時間把十六世紀明人吳承恩所撰的名著《西遊記》英譯成四大冊，八十年代初出版，蜚聲西方學界。過了二十多年，用功不輟的余國藩又推出《西遊記》譯註的修訂版。他傾畢生之力研究這部中國人視為通俗讀物的古典小說，從學術的觀點透視小說的永恒價值，而為東西方學術界所同欽。
中央研究院院士、在芝加哥大學執教數十年的余國藩五月十二日因病於芝加哥辭世，享壽七十七歲。這是繼芝加哥大學圖書館學專家錢存訓於四月九日以一百零五歲高齡去世後，又一位芝大傑出華人學者乘鶴西歸，亦為美國漢學界的巨大損失。
自幼浸染古典小說 國學基礎深厚
余國藩一九三八年生於香港一個頗具「貴族色彩」的上等家庭，祖父牛津畢業，父親劍橋出身。但因父親余伯泉年輕時投筆從戎，加入國軍，參與抗戰行列，常不在家，所以余國藩在家讀中國古典小說和修習中文，都是由其祖父余芸（曾任香港教育司署高級視學官，一九六六年卒）傳授和指導。余國藩對兒時學習中國古典文學的情景仍記得清清楚楚，恍如昨日。余氏說，他祖父拿給他看的古典小說像《西遊記》和《紅樓夢》都是線裝本，紙張很薄，有很多插圖，每本小說他都讀了好幾遍。這些從兒時到青少年時代的日夜浸染，使他對國學打下深厚的基礎，這也是余氏日後能享譽西方學界的原因。
余國藩十八歲從香港到美國留學，在芝大富勒（Fuller）神學院讀書，獲芝大神學與文學雙博士學位。他在神學、文學、哲學與歷史領域造詣精湛，是芝大唯一一個由五個系合聘四十年的講座教授，這五個系包括比較文學系、社會思想委員會、東亞系、英文系及神學院的宗教與文學系。余氏於二零零五年自芝大退休後，仍勤奮探究學問，他重新校訂一九八三年出版的四冊英譯《西遊記》的註釋，即是在退休以後才開始，而於二零一二年完成面世。余氏於一九九八年當選為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在發布余院士的去世消息時表示，除了英譯《西遊記》，余氏的重要著作有《重讀石頭記﹕〈紅樓夢〉裏的情慾與虛構》、《中國典籍與歷史上的政教問題》、《朝聖之旅的比較﹕東西文學與宗教論集》等。台北聯經出版社曾印行《余國藩西遊記論集》。
首位完整翻譯西遊記 並加註釋
余氏幼時以讀故事書的心態讀《西遊記》等古典小說，長大後即從學術角度研究《西遊記》和《紅樓夢》，他從宗教和文學的兩把利劍剖析這些名著，提升了小說的學術價值。過去也有西方人英譯《西遊記》，但只是選譯，余氏完整譯出全書，並加以詳贍註釋。余氏認為，《西遊記》這部小說是以全真教的思想來貫串全書。
當余國藩在七、八十年代英譯《西遊記》時，曾請東亞系的美國同事芮效衛（David Tod Roy）從頭到尾看一遍。芮效衛一九三三年生於南京，比余國藩大五歲，中文極好，在東亞系開了一門「《金瓶梅》研究」的課程。他在校閱余氏的《西遊記》英譯本時，突然想到自己為什麼不英譯《金瓶梅》呢？於是，芮效衛從一九八二年開始英譯被中國守舊派和道學家視為「淫書之首」的《金瓶梅》，九三年出版第一卷。芮氏為了全心全力趕譯，辭去教職，去年譯完最後一卷（第五卷，全書皆由普林斯頓大學出版）。但不幸的是，芮氏亦得了肌肉萎縮症（俗稱「漸凍人」，三十年代美國洋基棒球名將陸．加列格得了此症，故又稱陸．加列格症）。英譯本《金瓶梅》總頁數達二千五百多頁，註釋有四千四百多條。令中國人既佩服又感慨的是，余國藩和芮效衛都以學術研究的態度來譯介這兩部中國古典小說。芮氏說，當年中國作家老舍（舒慶春）在倫敦協助英國人英譯《金瓶梅》，因怕丟臉，堅決拒絕在書上印他的名字。
芮氏的弟弟芮效儉（J. Stapleton Roy）亦生於南京，比他小兩歲，一九九一至九五年做過美國駐中國大使。芮氏兄弟的父親芮陶庵（Andrew Tod Roy）是美國長老會傳教士，三十年代和妻子到中國，先在北平學中文，再到南京傳教並在金陵大學哲學系教書。金大在抗戰時搬到四川成都華西大學，芮氏一家在四川駐足七載，他們印象最深的是日本飛機不停地轟炸。抗戰勝利後，芮家返美，芮陶庵在普林斯頓大學讀了一個博士學位，一九四八年舉家返回中國，當時國共內戰已近尾聲，芮陶庵仍很樂觀，以為自己仍可繼續傳教和教書。當時芮效衛在上海美國學校唸書，全校原有四百人，在砲火聲中，只剩十六人。芮氏說，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七日共軍全面佔領上海那天，學校正好舉行期末考，考幾何，他當時是十年級（高一）。
大陸變色後，芮家仍留在南京，好學而又好奇的芮效衛從老師和同學那裏知道有一本中國古代黃色小說《金瓶梅》，他在南京夫子廟的一家舊書店買到了線裝插圖的《金瓶梅》，一直保存到今天。但芮氏兄弟的中文卻是在台灣才上軌道，芮效衛在哈佛讀書時被徵召入伍當情報官，派到台灣兩年，每天收聽中共廣播，返回哈佛後以郭沫若的早年生活為題材撰寫博士論文。芮效儉則是在普林斯頓畢業後當外交官，派駐台灣兩年。
芝大的博士課程素以嚴格、紮實著稱。六十年代，芝大以擁有歷史學者何炳棣（一九一七至二零一二）和政治學者鄒讜（一九一八至九九）而出名，他們在一九六七年合辦長達十天的中國問題學術研討會，集合全球頂尖學者探討中國大陸現狀，後來把會議論文編成三冊《在危機中的中國》（China in Crisis）。
名家匯集 芝大成漢學研究重鎮
此外，芝大亦因擁有中國古代史名學者顧立雅（H. G. Creel，一九九四年卒），而使該校中國研究始終能維持高水平。顧的學生錢存訓嘗言，顧立雅是「美國學術界最早對中國語言和文化作出精深研究的一位啟蒙大師，也是西方研究中國古代史的權威漢學家」。何炳棣則說﹕「他（指顧立雅）不懂古文，要找我來幫忙。」曾獲芝大博士的史學家許倬雲不同意何氏的說法，稱﹕「這是亂說。」許氏表示﹕「我的老師顧立雅是第一代美國漢學家，研究古代金文，學古文從讀《孝經》開始，很用功，後來讀中國古文基本沒有問題。」顧氏一九三六年出版《中國的誕生》，是西方世界第一本介紹中國第一個考古所得朝代的書。顧立雅、鄒讜、何炳棣、錢存訓、余國藩等學者相繼物故，加上芮效衛的退休，芝大的漢學研究和當代中國研究的「盛世」已成為歷史。
余國藩以文學與神學研究著稱於世，其父余伯泉上將則顯揚於軍界，歷任金門防衛司令部副司令官、副參謀總長、總統府參軍長、三軍大學校長等職務，曾是國府國防部長俞大維的最得力助手。俞、余二人的國語（普通話）皆不標準，而兩人又喝過多年洋墨水，故私下皆以英語交談。一次俞大維巡視部隊時，看到台灣兵（俗稱充員兵）胸前皆貼一小塊黑布，俞氏問陪同巡視的郝柏村是什麼意思？郝氏答道﹕「表示不會說國語。」俞氏幽默地說﹕「那我也應該戴這個標誌。」余伯泉有次向一群將領發表兵學演講，蔣介石坐第一排聆聽。國語不靈光的余氏在說明一種現象時，辭不達意，無法妥善表達，情急之下乃用廣東粗話說﹕「丟那媽！」全場鴉雀無聲，數秒後，老蔣發出笑聲，全場隨後跟著大笑。
余伯泉有三個弟弟、五個妹妹，二弟余叔韶為英國大律師，一九四六年入讀牛津大學，後參加林肯法律學院大律師資格試，成為該試有史以來第一位一年內通過所有考試的考生。一九五一年，余叔韶回港工作，成為香港首位華人檢察官。但因港英政府同工不同酬，辭職抗議，獨立執業大律師，名震法界。余伯泉（一九八二年卒，享年七十二歲）的妻子歐授真曾在蔣宋美齡創辦的華興中學教英文。余國藩的妻子鄧冰白的祖父是民初名將鄧鏗，兒子余逸民一九九七年獲耶魯大學文學博士，專攻英國文學。將門出秀才，可說是余家的寫照。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亞洲週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