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民主國家的公民如今都陷入一種矛盾：他們選出自己的領導人與代議士，打造出自己的政府與「建制」(establishment)，卻一邊與這些制度幾乎鬧翻。絕大多數人都認為政府冷漠無情、被富人把持、變成權貴中飽私囊的工具。自由主義誕生之初，原本要以自由的人民來取代過去的貴族，但滿心熱血的革命者，在消滅了舊秩序的所有殘黨之後，在子孫的眼中卻成了一種更惡劣的新貴族。
自由主義的原本是要限制政府的能力，讓人民免受執政者反覆無常的擺弄，但如今人們卻逐漸發現，政府已經違反了自由主義的設計初衷，完全無視人民的意志與管控。如今自由主義國家的「有限政府」，已經成為舊時代暴君夢寐以求的無上權柄，可以無孔不入地監控所有人民的遷徙、財務，甚至思想與行動。自由主義原本是為了守護每個人的良知、宗教、結社、言論、自理能力不受侵害，但實際上卻讓政府的手無孔不入地侵蝕這些自由。而且人們在逐漸無法掌控生活中各種面向(無論是否與經濟相關)的軌跡之後，更是要求一個全能的實體來解決各種問題。於是政府微笑著服從了，即便它名義上仍是人民的公僕，實際上卻像棘輪扳手一樣只進不退。公民愈是不滿，政府的權力就愈是擴張，而政府的權力愈大，離人民也愈遙遠，人民的無力感愈是明顯。
原本設計用來「提煉、拓廣」公眾觀點的代議政治，如今已經與公民極為遙遠。
如今代議士的工作變成了幫公民表達自己的無力，對面半永久的官僚體系則總是想著如何擴大預算、推行更多計畫。行政部門的權力愈來愈大，人民的監督已經有名無實，各種行政規章變成在表面上對人民負責的表演把戲。至於立法機關，照理來說應該要從人民的選票獲得正當性，如今卻逐漸受到唾棄；真正的立法權力，逐漸轉移到政府以大量預算制訂出來的各種行政命令手裡。1自由主義原本要用民選官員取代那些遙遠的貴族和皇帝，使人民能對政府課責，但如今的選舉卻愈來愈像是自欺欺人的門面工程(Potemkin)，用一連串的表演，將當權者專斷決定的國內政策、國際事務，甚至是發動戰爭，都說成是經過人民的同意。
這種強大的距離感與無力感，並不能用更加完美的自由主義來解決，而且自由主義正是釀出這種危機的關鍵。自由主義認為人民只要每隔一陣子投個票，就能找出「賢能合適」的領導階層，或套用漢彌爾頓(Alexander Hamilton)的名言，找出那些「對商業、金融、談判、戰爭有高度熱情的人。」自由主義知道人民很難持續參與公共事務，所以直接移除了「公共事務」，讓人民保留精力來過自己的小日子。但這樣的權宜之計，卻讓「共和國」(res publica)裡充滿了「對公共事務一無所知的人」(res idiotica)，整體社會(citizenry)中沒有任何公民(cives)，最後就導致統治階級與人民完全分離。
經濟─消費者擁有自由却時時焦慮
經濟充分顯示了如今的公民有多不快樂。如今的公民經常被稱為「消費者」，想買什麼就能買什麼，但即便有這麼大的自由，卻依然對經濟時時焦慮，對日益加劇的不平等怨氣百出。至於那些經濟上的贏家，則一廂情願地以為只要提升平價商品的購買力，就能緩解經濟上的不安，縮小幾百年來贏家與輸家間的鴻溝。經濟不平等一直存在，而且可能永遠不會消失，但只有當代的文明讓贏家與輸家涇渭分明，以龐大的機器讓人生只有成功與失敗兩種選擇。馬克思曾說，經濟不滿的主因也許並非不平等，而是異化(alienation)，也就是勞工與生產出來的產品失去聯繫，工作的內容與目標之間失去關係。如今的經濟不僅加深了工作上的異化，更製造出一種新型態的地理異化，全球化的贏家都聚在同一些地方，聽不見被他們拋下的整個世界。於是贏家一邊哀嘆經濟不平等，一邊譴責那些反對全球化的人固執守舊；輸家則沐浴在各種安慰之中，因為他們當下的物質生活已經遠比過去的貴族更加富裕，彷彿物質的舒適可以澆熄靈魂的怨火。
無論是城鄉差距問題、還是英國脫歐公投或者川普勝選，高高在上的領導人似乎一直無法理解在賣場購物的百姓為何那麼討厭當下的社會契約。但這些決策者即便看到現實，最後也只能兩手一攤，因為全球化的力量沛然難禦，任何個人或國家都無法違逆。無論你喜不喜歡經濟整合、標準化、同質化，都沒有第二條路可走。全球化的鼓吹者之一湯瑪斯．佛里曼(Thomas Friedman)曾說：
市場、國家、科技，如今都以前所未有的程度整合起來。個人、企業、國家如今都能用更低的成本快速深入觸及世界遙遠的另一端；而世界另一端的個人、企業、國家也同樣能以更低的成本，快速深入觸及遙遠的你。
人們想不想要「觸及」世界另一端的個人、企業、國家，如今已經不是值得討論的問題。這樣的現實已經無法停止，經濟體系既是自由主義的侍女，又是自由主義的引擎，它就像科學怪人一樣有了自己的生命，過程與邏輯都逃脫了人類的掌握。我們在獲得歷史上最大自由的同時，也對經濟失去了控制，只能被動接受經濟的前進。
教育─年輕人被迫接受一個自己不信任的秩序
當代的年輕人被逼著接受一個可怕的經濟與政治制度，看不見自己的未來，甚至必須維護一個自己不想要又不信任的秩序，因此變得憤世嫉俗。他們一點也不覺得自己是歷史上最自由、最自主的一代，對自己手頭上的任務也毫無興趣。他們就像薛西弗斯一樣日復一日將巨石滾上山坡，既無成就又無熱情，只是毫無選擇地完成長輩要求的工作。這些年一直聽到他們的生命故事以及對教育的期望，每個人都說自己無力抵抗命運，被環境困住「無路可走」，只能無力地成為贏家或輸家，然後嘲諷世事，完全不相信這個體系維護了任何「社會正義」。即使是體系的「贏家」，放下心防之後也會說自己根本只是隨波逐流，跟著大環境一起欺瞞世界。我有個學生曾經這麼說：
我們為了活下來，打從一開始都必須變成菁英。只要沒有爬到頂端就是失敗，只會一直一直墜落。人生只有兩種選擇，要麼出類拔萃，要麼墊底。什麼分數及格就好，重要的是努力工作，根本都是謊言。無論是在餐廳跟人「閒聊」兩三個小時、認真思考哲學或道德問題、還是去約會，都會犧牲掉讓自己變得更強的時間……這是典型的囚犯困境，人是自私的，制度是腐敗的，活下來的唯一方式就是變得更強。唯一能夠避免失敗、避免失望、避免被身邊這個混亂世界壓垮的方法，就是自己努力一點賺到大錢。
如今自由主義的先進國家都毫不留情地拿起大刀，砍斫思想落伍又不能賺錢的人文教育。大部分人文與社會科學的教授都在課堂上說，如今唯一剩下的政治問題，就是如何平等地尊重每個人。在此同時，大學卻是一個幫企業篩選勞工的工具，讓那些對於貿易、移民、民族、宗教觀點太過落伍的人失去就業機會。大學校園的政治立場幾乎完全一致，同時幾乎全都相信教育必須能換錢，這樣教出來的高薪畢業生，當然會在大都市裡一邊強烈抨擊當下的不平等，一邊享受其豐厚的果實。如今的大學爭先恐後地證明「學習成效」，推出大量能夠立即就業的新課程，或者把既有的課程改成能夠變現的樣子。畢竟全球化市場競爭激烈，這是求生的唯一選擇。幾乎沒有人注意到，自由主義先進國家明明是要盡量擴大每個人的自由選擇，最後卻讓愈來愈多人抱怨失去選擇，是不是哪裡怪怪的呢？
＊作者為美國羅格斯大學政治學博士，現為聖母大學政治系教授，專研民主體制、自由主義、古典和現代政治思想，以及美國政治思想。本文選自作者最知名的著作《自由主義為什麼會失敗？ 當代自由社會的陷阱、弊病與終結》（八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