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育梅專文：亂世中的愛情─簡娥與潘欽信（3~1）

1999年，陳映真約我在新北市中和區一間麥當勞店見面，送我一本《台灣社會運動史》，並說道：「相信這本書對妳寫『簡娥與台灣農民組合』、『台共歷史』會有幫助。」

[啟動LINE推播] 每日重大新聞通知

他並指出，現今的婦女解放論特性是偏重於高學歷與中產階級，較無「階級論」的論述。

陳映真在世時特別叮嚀：「當妳撰寫日據時代的女性革命家，也是婦女解放運動家的簡娥時，一定要描述她與台共重要人物潘欽信之間的轟轟烈烈戀情。簡娥和謝雪紅、張玉蘭、葉陶等四位抗日女鬥士，可以說是勇敢衝破20、30年代的社會枷鎖，追求真摯愛情的典型代表，也因如此『特立獨行』的愛情觀點，遭到當時的媒體及組裡同志等，出現以不雅文字攻擊人身的偏頗言論。」

1909年出生於台南新化鎮南化鄉（舊稱台南州新化郡南庄）的簡娥，正如其她幾位日據時代的台灣婦女解放運動家，一起與男性運動家們參加抗日運動，辛苦奔波各地；每當遇到被日警逮捕、拷問和入獄之災，她們就是無所畏懼的『女鬥士』。

被醜化的女性革命家

《滾滾遼河》作者紀剛聽我談及「簡娥與潘欽信」由共同抗日衍生惺惺相惜，一起逃亡不成被日警抓進監獄坐牢，簡娥進而在獄中生子等等故事後，他有感而發說道：「當年我們在東北抗日的地下工作人員，男女同志之間也有彼此存好感的，但為了革命工作及安全，只能無奈將深情埋葬在心底深處，並尊重彼此的情感。也有少數同志為追求真愛，以生命譜成愛情。」

認識簡娥不久，即獲得她贈送《台灣新民報》精裝本與黃師樵1999年出版的《台灣共產黨秘史》。

她微笑地說：「妳認識黃師樵嗎？這是他剛出版的書，送給妳看！」

黃師樵在書裡描寫了「女鬥士」謝雪紅和簡娥的緋聞。他提到簡娥曾和農民組合門將簡吉有段艷聞，又與蕭來福、郭德金、顏石吉相繼發生愛情糾葛，最後與潘欽信織出「強い情熱」（激情之戀）；1932年（昭和七年）3月21日未婚的簡娥，在台北刑務所（監獄 ）產下與潘欽信的愛情結晶--男嬰。

當時被稱為日本政府寄生蟲報紙的《傀儡新聞》，為了打擊簡娥等幾位女鬥士，常以不實的八卦新聞醜化她們，並在報紙形容「幾位受過共產主義洗禮的女鬥士，參加社會運動純是為了男女私情。」

簡娥針對該報刊登的不實新聞感嘆地說：「即使對男同志稍微表示親切關心，也會引來有色眼光或不必要的猜疑；甚至將這些不實傳聞誇大成如真實般的『豔聞』文章刊登在報紙。」

曾被捲入簡娥豔聞男主角之一的郭德金說：「當你不在乎別人的稱讚，也就不在乎那些流言。簡娥是美麗又聰慧的女同志，她和被傳聞的蕭來福、簡吉、顏石吉等都是『革命情感』多於『男女情感』。」

1926年正在高雄女中讀書的簡娥，因同班同學張玉蘭被校方無理開除離校，17歲的她不顧家人的反對，主動要求退學，接著跟隨張玉蘭加入台灣農民組合工作。

她曾針對當時日警對《農民組合簡吉提出誘拐簡娥》提出的『告訴』說：「不管是農民組合或台共組織等，我所認識的男同志，主要話題多以圍繞『活動』為主；我們參加運動就是列寧說的『為了擺脫被壓迫的第一步』。」

她承認最在乎的是反日運動、無產階級地位，完全不在乎自己是否擁有權力。「以前年輕，憑藉的是一股熱誠，滿腦子所想都是反殖民主義、反日本統治台灣思想，我們是為了主義、理想而參加社會運動，絕非如報紙所寫的『為了談情說愛才出來參加運動』。」

面對有關愛情羅曼史的蜚言流語，簡娥認為這是對女性運動家的歧視。她以台語說：「攏是『講一个影，生一个囝。』（捕風捉影）；根本就是對女性社會運動的歧視。」

她幾度針對新聞不實報導反駁說：「難道出來參加農組或文協運動的男士，他們的目的也是為了和女士談戀愛？『水清魚就現『，就像我相信的『真理』 。」

「紅一點」的柯倫泰

1928年（昭和三年）5月1日台灣農民組合在高雄市舉行勞動節紀念演講會，8月 1日「反帝戰爭日」在屏東鹽埔庄寮（今屏東縣鹽埔鄉圳寮村）舉辦座談會。兩場活動的簡陋演講台上，簡娥力竭聲嘶地控訴日本如何榨壓農民百姓，引起台下熱烈掌聲。另一處的日警，則是雙眼緊隨著讓他們頭痛的女鬥士--簡娥和張玉蘭。

郭德金曾經說過：「台上的簡娥能言善辯與革命激情，常獲得台下聽眾的掌聲，也成為被日警緊盯的抗日女鬥士。」

黃師樵形容演講時如獅子吼般的簡娥，就像「紅一點」柯倫泰（俄語Алекса́ндраМиха́йловнаКоллонта́й）。

郭德金解釋，所謂「紅一點」，日語是「草木の中の『花』男性の中の 」，形容萬綠當中一點紅、男性中唯一的女性。亞歷山德拉‧柯倫泰是1872年3月19日出生於聖彼得堡，1952年3月9日在莫斯科逝世；她的名字代表著20世紀被擊敗的革命理想主義的精神，她是一位深具影響力的作家和演說家，受到西方的社會主義女權主義者高度肯定。

郭德金認為黃師樵將簡娥比喻為「柯倫泰」，是因兩人參加革命的心路歷程有些相似。雖然她們年齡相差37歲，出生背景不同，但是這兩位女革命家都加入黨的組織，關心婦女與底層工人，且擔任組織裡的重要女性委員。

喜歡文學的郭德金特別介紹，柯倫泰擔任「婦女工作部」部長時，曾發表一篇《三代的戀愛》的小說。她筆下的女主角蓋尼婭（Genia）是位堅定的革命者，抱持的愛情觀是：「戀愛是需要有工夫的，在時間被奪去的革命時代，兩人偶然碰到，並都感到幸福的時候，就『尊重』這個時間」。

郭德金認為蓋尼婭的愛情觀，與投入抗日革命運動的簡娥與潘欽信、楊逵與葉陶、翁澤生與謝玉葉等的愛情略有相近之處。他也經常提起：「如果簡娥不是因為坐牢及牢獄未婚生子、肺病在家休養的情況，她的地位有可能超過謝雪紅 。」

由農組加入台共組織

被形容為「神出鬼沒、行動敏捷、善於變裝」的簡娥，也是最令日警傷腦筋的「女鬥士」。

簡娥的次子陳國哲說：「我的外公在1915年的噍吧哖事件中犧牲，這是10、20年代發生在台灣極重要的抗日歷史。因那次殘暴恐怖的大屠殺，造成我母親家庭瞬間破滅；年幼的母親因著失去父親的悲痛，自此埋下抗日的種子。」

1926年（昭和元年）， 17歲的簡娥原為高雄女中的學生，受到來自屏東同學張玉蘭的影響，經常去聆聽由「台灣文協與台灣農民組合」在高雄鳳山舉辦的演講會，並隨同張玉蘭到農民組合屏東支部參與各種活動，包括婦女座談會等，進而對日本殖民統治台灣的本質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

同年，當張玉蘭就讀高女三年級時，被學校無理開除離校，簡娥心情受到波及，四年級時不顧家人的反對與阻止，向學校申請自動退學，自此義無反顧投入「農民組合」的工作。

簡娥記得當時報紙有篇評論說：「自從有『女鬥士』參加農民組合運動後，『女性本質』不但讓該組織進行執行工作馬上『奏效』，也加強了組織幹部們相互之間的情感（友誼）。」

陳國哲提到：「當年我母親投身農民運動組合時，經常從高雄到屏東、台南、台中和桃園等農村及偏僻山區，探訪農民、教農民識字與唱農村歌謠等。良善的母親很有人緣，深切關心農民和窮人；他們很喜歡母親也很尊敬她。」

簡娥回首自己加入台灣共產黨的經過，她坦承當時農組的簡吉、陳崑崙、陳德興、蘇清江等人，特為高雄年輕人組織一個專門研究《共產主義A.B.C》、《資本主義奧妙》等書籍的小型讀書會。

簡娥是最早報名參加的會員，另外還包括張玉蘭、葉陶、楊金虎的妹妹楊金寶等。由於簡娥懂日文，所以她能看懂這些具有強烈政治色彩的日文書籍，而且讀完三、四本巨冊的《資本論》；這些左翼書籍對簡娥日後參加運動影響深遠。

1929年（昭和四年 ） 2月 12日，台灣農組發生「二．一二事件」，被日本當局派出的警憲採取總檢查行動與進行逮捕。該組織不但遭到徹底破壞，許多重要幹部被抓並遭拘禁。

眼見農組面臨挫敗危機，簡娥與張玉蘭毅然挑起「農民組合運動」的重建，轉入地下組織進行活動。那段時間，簡娥曾潛入中壢、桃園一帶從事運動工作，經歷過好幾次被逮捕入獄的驚險日子。她依舊毫不畏懼面對一切，甚至繼續訪問各基層的女工，幫忙組織工會進行罷工運動，如北上支援台北透印印刷廠（ offset ）、高雄苓雅草寮草繩工廠的罷工。

談到加入共產黨組織時，她說：「1928年 12月 30日的第二次全島代表大會開前，台共透過謝雪紅於9月28日成立社會科學研究部，和台灣農民組合建立合作關係，隨後簡吉、趙港、楊克培、葉陶、張道福、林樑材和我都陸續加入台共。」

「『二．一二』事件時，日本當局發現農組與文化協會已有共產黨員，他們從第二次全島代表大會決議表明支持『台灣共產黨』的宣言而看出端倪。」

1930年（昭和五年），簡娥被派駐農組屏東支部，經常與顏石吉出入屏東社皮等地，潛入農村從事地下活動。同年11月，簡娥受到農組爭議部長顏石吉的勸誘，正式加入台灣共產黨。

她說過：「我不覺得社會主義有甚麼不好。我們也讀資本論，不可否認的是絕大部份的抗日分子，受到社會主義的影響較大。」

本來就有強烈反日意識的簡娥，參加農組讀書會後，對馬克思主義有著深入的研究，幾乎可謂「深知共產事，讀盡左翼書」。她的積極與信仰，獲得台灣共產黨員謝雪紅、趙港、陳德興、顏石吉等人的肯定。

1931 年（昭和六年）4 月中旬左右，台灣共產黨組織代表王萬得經由「共產國際東方局」的指示，和潘欽信分別與謝雪紅討論有關「台灣共產黨」的未來活動，認為需要檢討並朝積極方向展開，但不為謝雪紅接受。

1927年 8月 6日因廣東事件，組織「廣東台灣革命青年團」的郭德金，與台灣、日本、上海各地抗日人士，遭檢舉而被日本當局逮捕並押回台灣坐牢。他說：「我在1931 年1 月，和簡娥等抗日同志參加台北透印印刷廠的罷工運動，當時農組的蕭來福負責指導罷工，我則擔任協助工作，後來經由蕭來福的推薦加入台灣共產黨。」

他依稀記得，1931 年4 月20日台共組織在台北市幸町（備註一）翁水進住處樓上，秘密召開「台共」二次會議，遵從「共產國際東方局」的指示，成立共黨第二屆臨時代表大會，王萬得、潘欽信、蘇新、蕭來福被指派擔任籌備委員。

接著是 5 月25日、26日兩天，王萬得以台共中央委員會代表，在台北市大安區台北工業學校（現在忠孝東路三段1號的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後面的張宅，召開台灣北部重要的台共黨員會議，簡娥與郭德金都受蕭來福之邀參加該會議。

自5 月31日起連續三天的夜晚，潘欽信以「共產國際東方局」代表，自中國趕回台灣主持台共第二次臨時大會，地點是台北淡水八里坌（現在新北市八里區）鄭水龍住宅。

參加黨員有蕭來福、顏石吉、蘇新、劉守鴻、莊守、王萬得與當日會議的唯一女黨員簡娥。

郭德金說：「台共在台北開的兩次重要會議，簡娥都是會議的唯一女同志。當大家討論有關新政治綱領草案時，她都很認真聆聽，偶而會提出中肯的意見。大家都很尊重她，並且認為『女鬥士』非她莫屬。」

「簡娥平日說話慢條斯理，一旦面對日警或是為弱勢爭取權利，她絕不逃避問題、或是避重就輕；除此以外，簡娥的冷靜變裝，讓日警無法識破她的真實身分，我和潘欽信等男同志都望塵莫及。」

簡娥的聰慧與機智隨即受到潘欽信的注目，因此最後黨中央委員由潘欽信推薦，「潘欽信、蘇新、顏石吉、劉守鴻和王萬得任黨中央委員，簡娥和蕭來福被任命中央委員候補委員。」，決定新政治大綱（潘欽信的草案）。

談到被任命中央候補委員往事，簡娥說：「他們都認為我的經驗豐富，因此會議結束後，為了黨的擴大，需要有人奔走聯絡，所以又選我和顏石吉，擔任中央常務委員聯絡員；若有重要信件寄達，就負責交給潘欽信和蘇新等人。」

自此，簡娥有較多的機會接觸潘欽信；1931年 6月初，農組運動與台灣共產黨組織多了一對革命情侶。

備註一：幸町是日據時期，台北市的一個行政區，位於蒲山町以南，是日本人的住宅區。幸町和蒲山町都在台北車站的東側； 忠孝東路以南地區為幸町，以北地區為蒲山町。

傳統社會中的新女性代表

不經意的相遇往往能改變一個歷史或人的命運。當簡娥被潘欽信提拔為黨的重要幕僚，也被公認是值得信賴的黨員，因此留簡娥在台北擔任他的連絡員，自此也改變了簡娥的後半生。

出席第二次「改革同盟」的唯一女鬥士簡娥，是自己從淡水搭船到觀音山（八里坌山）參加該會議，她笑著說：「那時年輕，我又比其她同年紀的女幹部或女同學調皮些，所以參加同盟大會時，為了避警察耳目，機智的變裝成一名男子。用髮箍固定頭髮，再戴上一頂無邊的男人便帽，穿著日本男人穿的「地下足袋」（日式的分趾鞋、長靴子）。」

至於潘欽信，簡娥說：「剛開始對他的背景也不是很清楚，只知道他是第三國際組織，從中國派回台灣領導台灣共產黨，也沒人告訴我，真實姓名的潘欽信還有很多假名」。

一向服從黨的安排、做事負責任的簡娥，認為只要知道對方真的是「同志」就夠了。

透過簡娥介紹認識郭德金時，他已經95歲，每次和簡娥見面，均由我開車接送。與潘欽信、簡娥均屬深交關係的郭德金，時常提到簡娥與潘欽信這一段戀情。

說起簡娥舊事，郭德金總是佩服萬分，對於潘欽信則是惋惜與敬重。他強調：「如果說謝雪紅是為台灣犧牲一輩子，簡娥就是為台灣犧牲半輩子。」

又說：「潘欽信生前很想見從未謀面的兒子，但都被簡娥婉拒；甚至潘欽信的太太廖盆，因受丈夫之託，試著找簡娥幾次也碰了軟釘子。」

＊作者為作家，海外女作家協會永久會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