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位捷克小說家發現自己被共產政權噤聲，他卻憑藉詼諧的哲學小說贏得國際性的聲譽。
英國《衛報》
捷克作家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半個多世紀來在詩歌、戲劇、散文與小說中持續探索存在和背叛，其中最負盛名者當數小說《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Nesnesitelná lehkost bytí）。《華盛頓郵報》稱，昆德拉讓人們關注遭到共產主義壓迫的中歐文化，他的黑色幽默小說涵蓋了其中混合了對於媚俗的哲學思辨、對極權主義的批判。米蘭·昆德拉家鄉布爾諾圖書館的發言人安娜·姆拉佐娃（Anna Mrazova）12日證實，米蘭·昆德拉因長期病痛已於11日逝世，享耆壽94歲。
米蘭·昆德拉雖然是捷克人，但他卻在巴黎流亡了40多年。因為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以「反共活動」為由將其驅逐出境，米蘭·昆德拉則在1975年來到法國，他的捷克公民身份也在1979年遭到取消。米蘭·昆德拉在法國用捷克文寫下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但他後來乾脆直接用法文寫作，包括1995年的《緩慢》（La Lenteur）、2014年的《慶祝無意義》（La fête de l'insignifiance），後者也是他最後一本小說。昆德拉認為自己的小說就像多聲部的交響樂，混合各種語氣和風格的寓言、散文與自傳體的反思——以黑色幽默與隱晦的方式探索身份與死亡的本質。
昆德拉的作品爲何具有魅力？除了政治性之外，機智的實驗風格、反叛精神、傑出的諷刺與哲學性的反思。也就是說，昆德拉掌握了「小說的藝術」。
英國《金融時報》
米蘭·昆德拉1929年4月1日出生於捷克斯洛伐克的第二大城布爾諾（Brno），他一開始跟隨擔任音樂學院院長的父親腳步學習鋼琴與作曲，但後來轉向文學（尤其是法國文學）與寫作，並且擔任布拉格電影學院的世界文學講師。昆德拉十幾歲時就加入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早年也曾寫過頌揚共產主義英雄人物朱利葉斯·福奇克（Julius Fučík）的作品《最後的五月》（Poslední máj）、甚至寫過讚美史達林的詩歌，但他持續尋找自己的風格與內心的聲音，逐漸擺脫政治意識型態的束縛。
即便昆德拉曾是一名熱心的共產黨員，但他卻因反共行徑兩度遭到開除黨籍，包括參與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Prague Spring）。《衛報》說，昆德拉是「布拉格之春」的積極參與者，他公開呼籲言論自由以及所有人都該具有平等權利。他在1967年所寫的第一本小說《玩笑》（Žert）深受這段經歷的啟發，撰寫一個年輕帥氣的共產黨員因為消遣托洛斯基（Leon Trotsky）逗女孩開心，遭到共黨批鬥、勞改與流放，命運與理性後來也對主人翁繼續開起不同「玩笑」的故事。
「玩笑」這個詞或許也有某種捷克特色，因為捷克人的性格中最讓人有好感的特徵就是幽默感。如果說捷克人有某種天賦，那就是幽默的天賦」、「幽默同樣是最強大的武器，可以用來對抗官僚主義與宗教狂熱」。
1968年，米蘭・昆德拉於某次電台專訪
米蘭·昆德拉的這部小說大受歡迎，但是當蘇聯鎮壓「布拉格之春」的戰車開進布拉格的瓦茨拉夫廣場後，《玩笑》很快就從捷克的書店與圖書館全面下架、他的劇本遭到禁演，昆德拉發現自己被列入黑名單，連教學工作也沒能保住。他只能流落小鎮以小號吹爵士樂維生，《衛報》不無諷刺地形容，這時的昆德拉算是找到了藝術自由—因為他此時無法出版任何作品，某種程度也讓他不用再接受審查；《華郵》則說昆德拉墮入被國家監視與看管的「藝術煉獄」。
「人與權力的鬥爭，就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
米蘭・昆德拉
「要消滅人民，首先要剝奪他們的記憶。他們會毀掉你的書、你的文化、你的歷史。有人寫了其他書、給他們另一種文化、發明另一段故事。然後人們就會慢慢忘記他們是誰，以及他們曾經是誰。」
米蘭·昆德拉
在昆德拉的好友、美國小說家菲利普·羅斯（Philip Roth）大力支持下，昆德拉作品的英譯本開始在自由世界出版。昆德拉因為獲得1973年的法國美第奇獎（Prix Médicis）的最佳文學獎，他與妻子竟然拿到了到法國的簽證，最後在1975年移居法國，並於1981年成為法國公民。在巴黎完成、1984問世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讓昆德拉成為國際文壇巨星。這部小說的背景正是1968年的布拉格，昆德拉透過兩男兩女的愛情與不忠，探討政治、人性、命運、自由與責任的緊張關係。
稍早的《笑忘書》（Kniha smíchu a zapomnění，1979年）同樣是以捷克政治為背景，探討動盪時期的流亡、記憶、愛和同情，並自稱「雖然這是一本小說，儘管其實一部分是童話、一部分是文學批評、一部分是政治宣傳、一部分是音樂理論、一部分是自傳」，《紐時》書評家倫納德（John Leonard）則給予極高評價：「這本書怎麼稱呼自己都行，因為整本書都是天才之作。」不過也是因為這本小說惹來捷共不滿，昆德拉的捷克公民身份遭到取消。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出版後博得各界好評，《紐約時報》認為他的小說捕捉了捷克令人窒息的荒謬。1988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被改編為電影《情陷布拉格》（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並且斬獲當年美國國家影評人協會的最佳影片獎和最佳導演獎、英國電影電視藝術學院的最佳改編劇本獎，這更確保了昆德拉的文學地位。不過米蘭·昆德拉對導演與編劇的改編與簡化感到不滿，這也讓他對媒體越來越不信任，此後更拒絕任何電影人改變他的小說。
「我們永遠無法確定，我們跟他人的關係有多大程度是出自於我們的感情，是出自我們的愛情或是與愛情無關的感情，是出自我們的善心或是恨意。也無法確定這些關係有多大程度是被人與人之間的權力關係預先決定的。」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米蘭・昆德拉
媒體總是說他神秘而離群索居，對現代西方社會的喧囂有些脾氣暴躁。米蘭·昆德拉1980年接受好友羅斯代表《紐約時報》採訪時感嘆，因為「小說在這個世界上沒有立足之地」。昆德拉說：「無論是建立在馬克思、伊斯蘭教還是任何其他基礎上的極權世界，都是一個充滿答案而非疑問的世界」、「在我看來，如今全世界的人更喜歡評判而非理解、更鍾意回答而非提問，因此在人類確定性的喧囂愚蠢中，幾乎聽不到小說的聲音。」
「有一句很棒的猶太諺語：人類一思索，上帝就發笑。但上帝為什麼要笑呢？因為人類會思考，但真理卻從他身邊溜走；因為人越是思考，人與人的想法就越是不同；最後，因為人永遠不是他自己所認為的那樣。」
米蘭昆德拉
出版於1988年的《不朽》（Nesmrtelnost），是米蘭・昆德拉用捷克文寫就的最後一部小說，也是他第一部以法國作為背景的小說。與過去的作品總是出現捷克人物與流亡，這本小說更著重於哲學性的思辨，像是讓海明威死後與歌德討論身後「形象」的命運。《紐時》說，昆德拉雖然還是用捷克文寫作《不朽》，但這也是他首次背向捷克—只不過昆德拉並未停止觀察自己的祖國。此後昆德拉創作的第一語言從捷克文改為法文，原來對於政治題材的關注逐漸轉向哲學思考，這段時期他開始也用「法國作家」來稱呼自己。
因為反共流亡法國的米蘭・昆德拉，2008年時被指控21歲時在捷克曾當過「告密者」，對捷克警察揭發一名美國間諜德沃拉切克（Miroslav Dvoracek）的真實身份，這讓德沃拉切克差點被判處死刑，最後坐了14年苦牢才終於出獄。《紐時》當時指出，「無論這些指控多麼神秘，都可能削弱昆德拉作為反極權主義代言人的道德地位」。對昆德拉的「抓耙子」指控，也讓人聯想到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君特·格拉斯 （Günter Grass）的案例，因為他在2006年自承年少時曾是納粹黨衛隊一員，震撼世界文壇。
總是對媒體敬而遠之的昆德拉先是發表了一份書面聲明自清：「我以最強烈的方式反對這些指控，這些指控純粹是謊言。」接著又破例接受捷克CTK通訊社專訪，指責新聞媒體的不實報導根本是在「暗殺一名作家」。昆德拉的好友羅斯與《魔鬼詩篇》作者魯西迪（Salman Rushdie）、捷克總統兼劇作家哈維爾（Vaclav Havel）、賈西亞・馬奎斯（García Márquez）等人則發表了一封公開信，強調「布拉格一名科學家可以證明昆德拉無罪」，更指責媒體經常在未經查核的情況下散播謠言，未能注意那些可以駁斥謠言的證據。
雖然西方的文學評論者多將米蘭・昆德拉比做索忍尼辛（Alexander Solzhenitsyn）或者君特・葛拉斯，但昆德拉自己卻不以為然。他曾對《巴黎評論》（Paris Review）表示，自己的寫作主題並非政治或社會批評，而是「現代世界中人類存在的複雜性」。昆德拉說：「僅僅創造一種政治性的藝術來批評政權是不夠的...當藝術和文學成為一種（政治）宣傳，無論是共產主義還是反共產主義，它們都失去了價值。」
「我們生活在一個私生活被摧毀的時代—在共產國家摧毀它的是警察，民主國家威脅它的是記者，人們逐漸失去了對私生活的品味、以及他們的感受。然而沒有秘密，一切都不再可能—包括愛、包括友誼」
米蘭・昆德拉
米蘭·昆德拉最後一部小說《慶祝無意義》（La festa dell'insignificanza）在2013年出版，不過文壇的反應卻是褒貶不一。當然不少書迷對昆德拉的新書感到興奮，認為展現出「簡潔優雅的幽默」；但《紐約時報》的書評家角谷美智子認為：「昆德拉過去的作品經常描寫蘇聯陰影下的祖國，也在小說中審視了個人與政治之間的彼此滲透，探討幽默與不敬在極權國家可能產生的顛覆作用」、「但在《慶祝無意義》中，昆德拉未再深思政治與心理自由，而是極其輕巧地觸碰了對惡作劇、謊言與反常選擇」。
《慶祝無意義》以一個叫作阿蘭的年輕人走在大街上被時髦女郎露出的肚臍所引發的哲理性遐思為線索，故事圍繞着盧森堡公園展開，通過4個好朋友阿蘭、拉蒙、夏爾和凱列班的對談和活動，牽引出包括試圖溺水墮胎未遂反而殺人的母親、史達林和24隻鷓鴣的笑話、醜態畢露的蘇維埃傀儡主席、一根從天堂墜落的羽毛等7個出人意料的喜劇式小品。
《紐約時報》
角谷美智子說，昆德拉早期在小說中寫起「玩笑」談的是不願屈服於官場以及意識形態的確定性，但《慶祝無意義》裡的玩笑與反抗無關、也不是那些天真的快樂，而是墮入了虛無主義惡作劇的範疇、或者藝術家的自娛自樂。《經濟學人》當年也有一篇文章寫到《慶祝無意義》，不過評語是「令人遺憾的是，其輕鬆諷刺的語氣令人感到牽強」。
Milan Kundera, author of 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 has died, aged 94.
— BBC Archive (@BBCArchive) July 12, 2023
In this clip from Arena in 1984, he speaks about the nature of existence and exploring these ideas through the characters of the novel. pic.twitter.com/GCygcw7UMJ
「今天，關心現實的知識分子對社會的批評已經不再是依靠文學，而是依靠政治學、法學和經濟學的知識。人們對昆德拉也是各有所取，比如喜歡他的智性，他的幽默。」
中國學者景凱旋
無論如何，米蘭·昆德拉曾多次成為諾貝爾文學獎的熱門人選，也曾獲得耶路撒冷獎、奧地利國家歐洲文學獎、赫爾德文學獎、捷克的國家文學獎、卡夫卡文學獎，但他最終仍未能等到世界文壇桂冠的加冕。不過昆德拉在2018年與捷克時任總理安德烈・巴比斯（Andrej Babiš）會面，讓巴比斯大呼榮幸，1年後昆德拉也等到了捷克政府回復他的公民身份。
當時捷克駐法大使德魯拉克（Petr Drulák）慎重其事地親自向米蘭・昆德拉頒發公民證書，並表示「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象徵，代表捷克最偉大的作家回歸捷克共和國」。雖然昆德拉曾說「我並不想回歸祖國……我帶走了布拉格的氣味、味道、語言、風景和文化」，但負責回復昆德拉捷克公民身份的大使德魯拉克說，昆德拉那天心情很好，文件到手後還說了聲「謝謝」。
「對我來說，成為一名小說家不僅僅是實踐一種『文學流派』，它是我的職業。這是一種態度、一種智慧、一種立場；排除對政策、反思、意識形態、道德、集體等任何認同的立場；一種有意識的、頑固的、憤怒的『不認同』。這不是逃避或被動，而是抵抗、挑戰、反抗。我最終進行了一段奇怪的對話：『你是共產主義者嗎，昆德拉先生？ 』『不，我是小說家。』 『你是異議者嗎？』 『不，我是小說家。』 『你是左派還是右派？ 兩者皆非，我是一名小說家』。」
米蘭・昆德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