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準會主席從馬丁嬗遞到鮑爾（Jerome Powell），其政策工具與操作手法已有顯著的改變。柏南克認為，這些改變深受這期間通膨與失業率關係改變、自然利率長期下降以及金融不穩定風險增加的影響。在這三個長期趨勢的演變下，柏南克討論這期間經濟與金融上的重大議題，以及聯準會如何因應這些挑戰。特別是，從全球金融危機到新冠疫情，聯準會所扮演的角色已一再擴大，不斷跨越過去被視為禁忌的紅線，由最後貸款者，轉為最後購買者（buyer of last resort）， 並充當信用配置者（credit allocator）。央行除了承擔部分財政當局的紓困責任，還兼任類似於商業銀行的角色。
因此，柏南克在本書中使用最後三分之一的篇幅，深入討論聯準會面臨的挑戰，包括檢討聯準會在2008年之後採用的政策工具—像是量化寬鬆、前瞻指引；新冠疫情期間推出一些頗具爭議的措施—像是採用彈性平均通膨目標機制（flexible average inflation targeting, FAIT）的貨幣政策架構、涉入準財政政策領域；未來潛在的新貨幣政策工具—像是負利率政策、殖利率曲線控制；虛擬通貨與數位美元；央行獨立性的威脅；以及央行在氣候變遷與貧富不均等重大社會議題上的角色等議題。
事實上，過去七十年聯準會所面臨的諸多問題，至今仍是各國央行必須面對並具有急迫性的重大議題，其中尤以通膨與通膨預期，以及金融穩定兩大議題特別與台灣息息相關。以下我會分別討論這兩點。
通膨與通膨預期
柏南克在書中詳細檢視大通膨時期（1960年代中期持續到1980年代初），聯準會的政策反應與通膨走勢的相互影響。柏恩斯（Arthur Burns）在1970年接任聯準會主席時，認為當時的通膨主要是由「成本推動」的力量造成的，而非來自需求面拉動或寬鬆貨幣政策。1973年10月的石油危機與緊接而來的通膨飆升，更強化柏恩斯主張通膨是由成本推動造成的觀點。因此，他極力主張實施全面的薪資與物價控制，而非以緊縮貨幣政策來抑制通膨。然而，「前面幾輪的價格控制並未能結束通膨，所以價格控制措施在多數美國人的心中已失去可信度。」柏南克接著分析，「聯準會為了遏制通膨上升，在1973年確實啟動了連串的升息，但經濟陷入衰退時，利率又降回來了。事實證明，這種『走走停停」的模式不僅無效，還使通膨與通膨預期逐漸升高。」結果，通膨持續走高，籠罩整個1970年代。
今日我們面對的通膨情境，與1970年代頗有似曾相識之感。直到2021年底，聯準會主席鮑爾仍稱通膨只是暫時性（transitory），因此遲至2022年5、6月間才大幅升息因應。台灣也有類似狀況，近期有些看法同樣認為通膨是暫時性，因為台灣物價上漲主要來自於國際原物料與油價上漲，以貨幣政策（升息）因應供給面的衝擊並無效果，而且恐會影響經濟成長。因此，至今央行仍多以半碼爬行的速度升息，物價控制則多依賴水電油氣等費率凍漲。然而，當通膨持續走高，不論來自需求拉動或成本推動，將導致民眾提高通膨預期。由於通膨預期自我實現的特性，最終將回饋到通膨本身，使得通膨進一步上升。如何打破通膨與通膨預期互相強化的惡性循環，避免民眾的高通膨預期變得根深蒂固，至關重要。據此，央行不能以成本推動的通膨非央行能力所及為藉口，束手坐視通膨與通膨預期持續上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