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學導論」第二部分，則是要對政治領域和其中的人類行動提供系統研究。「這裡我關心的主要是人類共存的各種模式和跟它們對應的各種典章制度。換句話說，我會對政府形式這個老問題重新檢視一番，研究它們的原則和它們讓人共處的模式：也就是跟其他人以及跟彼此平等的人共處，由此而產生行動；還有個人與自我的共處，由此而產生思想活動。因此，本書結尾應該會討論到行動和思想的關係，抑或政治與哲學的關係。」
《過去與未來之間》沒有完全實現的，是「政治學導論」第二部分的目的。鄂蘭在幾個演講中，可能為行動與思想的關係，或政治與哲學的關係，提供了討論基礎，可是沒有把這些材料集合起來加進《過去與未來之間》。後來，當她剛寫完《論革命》，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大審便開始了，她的注意力轉移到具體歷史經驗，而這些經驗最後令她重新考慮了根本之惡的問題。直到一九六○年代後期，當她開始在社會研究新學院講課，談到政治和哲學的關係，並撰寫〈思考與道德考量〉（Thinking and Moral Consideration）等文章後，她才又再對思想與行動的關係展開研究。而一直要到一九七○年代初，當她為吉福特講座（Gifford Lectures）準備後來成為《心智生命》一書的講稿時，人類共存狀態的「思想」模式，才獲得全面處理。鄂蘭一九五○年代的研究，就像她自己愛說的，「在她手上」演變成三本書。但最終要經過二十年才完全開花結果。
寫作的歷程，包括計畫的形成和材料的編排等，只是很表面地反映了鄂蘭的思考和寫作方式：抽出主要概念，追溯概念的源流，把概念納入分析架構，然後把架構擴大和深化，對概念作進一步區分、澄清，然後調整架構。海德格曾聲稱，一位偉大的哲學家只思考一個想法或只問一個問題。以他本身的情況來說，就像他在《存有與時間》第一頁宣布的，他的問題就是「存有」的意義。他對這個問題的全心投入，惹來了一個笑話，說他在黑森林地區托德瑙堡的鄉村小屋裡，一直注視著「存有」（Wacht am Sein），而他的軍人同胞，則一度同樣地注視著萊茵河（Wacht am Rhein）。鄂蘭從一個遠遠更為入世的視點，注視著的則是人類的行動。她問的問題就是人類行動的意義，她注視的是人的言行。像海德格，她也察覺到自己心智活動的統一性。「我有時想，」她在一九七二年寫信給一位朋友：「我們一生裡只有一個真正的想法，其他一切都是這個主題的推衍和變奏。」當鄂蘭寫信給這位朋友時，她的態度已改變了，不再只說自己是政治理論家，她願意重新稱自己為哲學家了。在一九六四年一次電視訪問中她曾宣稱：「我不是哲學家。我的職業──如果可以這樣說的話──是政治理論家，我已經跟哲學作最後道別。你知道，我以前是念哲學的，但這並不表示我總是要依附著它。」可是當她開始寫作《心智生命》，她說她回到了自己的「初戀」──哲學。她那個有關行動的主題，最後的一次變奏在《心智生命》的三個部分高奏起來，那就是「思考」、「意志」和「判斷」。她心目中人類共存狀態第二種模式，是個人與自我的共存，這是她政治思想的終點，結果跟她政治思想的起點在同一點上。將她的思想統合起來的，就是在自我跟他人統合的過程中，她所體會到的愛──對世界的愛。
＊作者為美國著名心理治療學家及哲學家。在紐約新學院大學攻讀心理學博士時受漢娜鄂蘭指導，於鄂蘭去世後為其撰述自傳。她承襲雅斯培、鄂蘭一派的傳記哲學書寫，認為哲學思想並不只是抽象思考，更是人類具體生命脈絡的呈現，這讓她的鄂蘭傳除了分析重要作品，更著重鄂蘭跟個人境遇的對話與互動，將這位哲人放回屬於她的動盪時代。本文經授權轉載自《愛這個世界：漢娜鄂蘭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