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種人生態度的傳統位階，正是鄂蘭探究「行動的生活」之前要先加以考量的：「我的抗辯只是在於，沉思在傳統位階裡舉足輕重的地位，已經模糊了『行動的生活』本身裡頭的種種區分和關聯；而雖然只是個表象，這個情況已經隨著現代和傳統的決裂以及馬克思和尼采翻轉其位階品秩而徹底改變了。而概念架構是否或多或少完好如初，則是取決於哲學體系或當時認同的價值著名的『顛覆』的本質，以及操作本身的性質。」除了追溯活動和空間相對於存在條件的大幅轉移，鄂蘭也追溯了沉思的生活和行動的生活在現代所發生的位階上的顛倒，她的結論就是，儘管行動的生活的位階已提升到沉思的生活之上，對它的分析卻仍然是從沉思方面著眼，也就是從活動以外審察。
對人類活動種類的沉思式概念，跟這些活動的先決條件和這些活動所發生的空間，都是有所隔閡的，那些概念遺棄了經驗上的根源。哲學家跟世界有隔閡，他們的概念也因此跟生存在世的經驗有隔閡。人類事務的現象，在沉思式看法中不能夠引起「驚奇」（thaumadzein），而在鄂蘭看來，這正是政治哲學的基本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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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蘭在《人的條件》中對沉思的批判，反映了她過去十年來的質疑。她不願意自稱為哲學家，因為在她看來，哲學對政治的一般態度很值得批判。但她是以改革者的身分，對沉思的態度提出哲學上的質疑。最簡單地說，鄂蘭的問題就是：我們應該怎樣認真地對待政治事件或政治領域。用詞簡單，問題卻殊不簡單。鄂蘭相信，西方的哲學家，從蘇格拉底受審被處死後直至十九世紀，所關心的更多是在於哲學活動怎樣在遭受政治領域最小干擾的情況下持續下去。當然，在西方哲學傳統中，沒有偉大的哲學家棄政治於不顧，但他們對政治的理會，並不表示他們相信政治是能產生真正哲學問題的領域。政治領域的控管，所根據的規律應該來自別處，要憑「更高層」的智慧來接觸，不能倚賴實踐式智慧。雖然十九世紀提出歷史觀的哲學家，像黑格爾和他的追隨者，以一種新的認真態度看待政治事務，他們卻認定個人行動是一種普遍歷史過程的組成部分，而歷史過程所揭示的真理是超越政治領域的。從這種傳統而來的啟示就是：哲學家就是黑格爾所說的，能透過絕對者（the Absolute）或超越者（the Transcendent）的模式來思考的人。
一九五○年代初，鄂蘭開始形成一種新的政治科學的願景，因為當時世界的政治事件，像世界大戰、極權主義和原子彈的使用，迫使哲學家認真看待。「一個新的世界需要一種新的政治科學，」托克維爾在《民主在美國》（Democracy in America）中說道；而隨著日子每十年十年的過去，這種科學的迫切需要和潛在範圍，也一直在增長。十九世紀產生的不是新的政治科學，而是一種新的歷史概念，鄂蘭覺得歸根究柢，這仍是從上方的另一層次來看待政治領域。看著歷史執行者在這場必然如此的大戲中扮演他們的角色，正好是忽略了具中心地位的人類政治能力，也就是人的行動，是啟動新事物的能力，它的結果是不能預測的。「近代世界每次有個理由期盼一個新的政治哲學時，它總是得到一個歷史哲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