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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求一種新的政治科學，做為傳統沉思哲學以外的出路，鄂蘭肯定不是唯一走在這條路上的人。但大部分一九五○年代末的美國理論家，都用很不一樣的方式把他們的努力呈現出來：他們在社會學家丹尼爾・貝爾（Daniel Bell）聲稱「意識形態終結」的這一刻，紛紛尋找知識分子的新角色。那些認為美國知識分子在太長一段時間裡陷入無能為力狀態的人，把各個時代的知識分子檢視一番，遍及啟蒙時期的人文學者、法國和俄國的革命分子、科學家、左翼作家和被遺棄的知識分子等。在經過一番質疑後，知識分子紛紛轉換跑道：在約翰・甘迺迪（John Kennedy）總統的「新疆界」（New Frontier）政策推行早期為政府效力的知識分子，比羅斯福新政期間要來得多。
鄂蘭認為，知識分子的這種轉向對他們和國家來說都不是好事。「在今天，教授是有分量的人而不是無名之輩，」她在一九六○年代初對一位訪問者說。但她認為，這表示這些知識分子更容易遭受金錢和社會的腐敗力量影響，而陷入新貴心態，流於附庸風雅。「我個人認為對知識分子來說真正的貧窮和這種〔新近的〕富裕同樣是壞事。他們所需要的，是合理程度的安穩；他們不應該真正的貧窮也不應該真正的富有，因為兩者都令人分心。……知識分子既然成為了一個階級，自然就成為附庸風雅的人。我不是說他們全都這樣。當然不是。但如果他們除了是知識分子以外就什麼都不是〔也就是說他們由自身的功能來界定〕，他們就不過是附庸風雅的人。要不然他們還可以是什麼呢？他們只不過跟其他所有人一樣是社會一分子，他們的表現也不外如是。」
亨利・季辛吉在一九六一年一篇膾炙人口的文章中談到「政策制訂者和知識分子」的關係，在美國的大學掀起辯論，這時候鄂蘭就把她的質疑在更一般層面上進一步討論。她在一九五八年完成了《人的條件》之後，曾考慮寫一本名為「政治學導論」的書。這本書始終沒有寫成，但這個構想還是實現了（儘管不是全都實現），結果就是《過去與未來之間》論文集。鄂蘭向洛克菲勒基金會（Rockefeller Foundation）申請研究獎助金時，在意向書寫道：
「它會在〔《人的條件》〕結束之處接續下去。從人類活動方面來說，它所涉及的只在於行動與思想。這本書有兩方面目的：第一，對政治思考的主要傳統概念和概念框架進行批判性的重新檢視──例如手段和目的、權威、政府、權力、法律、戰爭等。所謂批判，並不表示「揭破其中的虛假」。我會嘗試探索這些概念從何而來，以至它們最終破敗或淪為抽象的泛泛之談。因此我們審視塑造這些政治概念的具體歷史經驗和一般政治經驗。因為即使最為殘破不堪的概念背後的實際經驗，仍然是有效的，是我們必須重新掌握並加以還原的經驗；只有這樣，我們才可望避免某些被證實為有害的概括理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