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太陽花學運結束後，我曾寫過一篇評論指出，太陽花是台灣公民社會的「童年末日」，原文如下：
「折騰二十四天的台灣太陽花學運，在四月十日學生退出立法院議場後暫時落幕。退場前夕，學生代表們針對兩岸事務宣讀了「人民議會意見書」，主張擴大公民參與、資訊公開透明、維護人權與弱勢權益、全面確實評估兩岸經貿開放衝擊、國會應有實質審查權、兩岸談判要對等並維護台灣「主權」等六大訴求，並期許行政與立法機構「接受人民領導」。學運總指揮林飛帆並宣布，接下來將深入民間，轉守為攻，「我們一定會贏」。這份宣言不僅揭櫫了台灣青年激進化的公民意識，更為台灣公民社會的「童年末日」譜出了序曲。
序曲的第一樂章，是台灣互聯網世代對統制工業世代的反抗。台灣過去的經濟成就，是國民黨在中國大陸尚未加入全球化競爭前，基於黨國資本主義的統治工具，在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大旗下創造的奇蹟。其本質是一種準軍事化的動員體制，透過資源統籌中央擘劃，由上到下推行產業政策以扶植重點企業，追求效率、服從與年功序列。這種充斥台灣各行各業與政府部門的「製造業」思維，與互聯網時代「分享經濟」所追求的個性、資訊開放與破壞式創新大相徑庭。台灣保守的產業領袖與顢頇的統治精英們面對互聯網世代政經訴求的無知與遲緩，導致台灣青年不願在令人絕望的低薪環境中坐以待斃，因而揭竿而起，以激進手段捍衛自己的未來。這種廣泛存在於台灣青年心中的情緒，非常有可能在以中小企業為主的台灣博得更廣泛的群眾基礎，並將成為未來兩年內台灣選舉的核心主軸。
序曲的第二樂章，是台灣平民階級對權貴階級的決裂。台灣政壇不論藍綠，都暗中希望成為突破兩岸關係的先鋒，以在檯面下的權錢交易中獲利。這種「選前反中，選後親中」的搖擺政策，提供了壟斷台灣政經資源的權貴們騰挪的灰色空間。對這類行為的不齒與疑慮，在恐中情緒推波助瀾下，造成台灣社會對統治精英在兩岸政策上的信任危機，以及太陽花學運用革命論述正當化激進抗爭手段的基礎：學生們反對的不只是馬英九，而是馬英九所代表的偽善體制，以及這個體制中奪取壟斷利益的權貴們所寄生的法統。把太陽花學運視為台灣民主繼「野百合學運」又一次「憲政時刻」的呼聲，未曾止息。從議會民主的精神來看，學生們對台灣立法院的沈重批判十分正確，台灣目前仍在使用修正版民國憲法也確實需要與時俱進。然而學生們是否能代表「人民」？公投制憲的時機是否成熟？一旦再次修憲，泛綠台獨與泛藍獨台的論述必然開啓統獨爭議，且可能會加劇台灣受惠於開放的跨國資產階級與相對剝奪感不斷加深的本土「微產」階級間的矛盾。太陽花學運點燃了引爆矛盾的引信，但具體解決方案仍然闕如。
序曲的第三樂章，是北京將難以迴避台灣青年追求「光榮獨立」與從中國近代歷史進程中脫離的意志。對這群八〇後與九〇後而言，台灣認同是大多數人的預設立場。把台灣放在中國自甲午戰爭以降對抗列強侵略的歷史脈絡中理解，對這些學生不具有情感上的號召力。他們可以承認中國大陸的經濟實力不斷增長，但他們拒絕接受經濟發展主義的招安，並可能會無視地緣政治現實，挑戰台灣在霸權博弈中被安排的地位。這種意志與反全球化權貴的超國界浪潮若合符節，並可能成為中美關係中新的不穩定因素。華府在這次學運中態度曖昧，並對馬英九政府的強硬手段未置一詞，顯然對學運中可能衍生的新「兩國論」保有高度的政治警覺心。北京因此有必要迅速修正其「以商促政」的對台策略，更廣泛積極的與台灣社會的新世代全面交流。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威廉・高丁寫於1954年的小說《蒼蠅王》，講述一群墜機在荒島上的兒童在毫無成人指導下，試圖建立一個脆弱的文明體系，以及該體系如何因人性的黑暗面退化成野蠻與暴力的叢林戰場。在小說的結尾，被荒島叢林大火吸引來的海軍軍官們在海灘上接觸了這批野孩子，孩子王面對這批「大人」的質問與調侃，情不自禁放聲大哭。對照學運中學生領袖們多次聲淚俱下的演說，以及立法院長王金平在學運最後關頭的高明手腕與柔軟身段，這個場景為學運下了一個異常反諷的註腳：童年末日不一定是成年人的審判日。
革命尚未成功，同學仍需努力。」
「童年末日」這個隱喻，借用了科幻小說大師Arthur Clarke寫於1953年的名作《Childhood’s End》。該書大意是說，在遠古時代曾經降臨地球的外星人「主宰」，發現人類的演化即將進入臨界點；新一代人類將在心智上突破上一代的窠臼，與其他宇宙中曾經歷類似突破的文明一樣「昇華」，加入一個超越時空限制的宇宙意識，永垂不朽。主宰雖然先進，卻無法昇華，只能成為宇宙意識的尖兵，在銀河中搜尋即將昇華的文明「渡化」。在主宰看盡千萬文明生滅的眼中，舊人類與他們一樣，沒有未來，只能眼睜睜看著自己的孩子蛻變，在絕望中毀滅。這就是人類文明的「童年末日」。
我隱約感覺到，台灣社會的演進，已經逼近一個類似「童年末日」的臨界點。新世代與舊世代的差距與斷裂，導致衝突不可避免的只能升高。這個衝突的根本源頭，其實就是全球金融資本主義的發展，使得台灣的跨國資產階級與本土微產階級，必須在更深入地與金融資本整合與自立更生之間做出抉擇。
與小說不同的是，台灣雖然因為地緣政治與歷史因素，必須遭受兩種不同的「主宰」影響：中國與美國。對太陽花學運的熱血青年而言，合眾國或許是盟友或是保護者，但若用檢驗人民共和國的嚴厲道德標準來認真檢視合眾國的霸權行為，其實很難說孰高孰低。人民共和國的金融操作技巧，其實是向合眾國學來的。人民共和國更像是無神論的合眾國，不是向右轉的蘇維埃。中美在金權政治的層次上有非常多共同語言與價值觀，因為人民共和國就是合眾國的變體。毛澤東說過，人民戰爭的思維起源之一就是美國獨立戰爭。中國經濟的增長動能根植於中國人民的致富欲望。是一種扭曲的新教倫理，是中共因為意識形態破產而必須提倡的信仰。更深一層看，合眾國最大的出口就是債券與軍火，也就是說，向全世界輸出騙局與毀滅。人民共和國過去一直向亞非拉兄弟輸出軍火搶合眾國的生意，現在搞主權基金，金磚銀行，亞投行，不也是有樣學樣？
熱血青年反對服貿與亞投行的主要理由，除了中共謀我之心不死，馬政府賣台嫌疑難卸之外，就是崛起的中國是世界的潛在威脅。中國對世界的「威脅」是一個相對性的問題。中共目前的政治體制對中國人民與環境可持續性的威脅非常嚴峻，但美國對世界難道沒有威脅？美國政府監控全世界，任意出兵侵略別國，不算威脅？從多極政治霸權均勢的角度來看，有與美國抗衡的大國崛起，不一定是壞事。有競爭才有進步。熱血青年反中反共的情緒都可以理解，但如果敵人的敵人是朋友，敵人的朋友是敵人，那東協會員國一窩蜂加入亞投行，且因為參與亞投行得到陸資挹注而經濟成長，有志創業的台灣熱血青年還要前進東南亞「資敵」嗎？
但失控的金融資本主義競賽，確實是全球穩定的一大威脅。中國大陸著名經濟學家向松祚在其近著《新資本論》中指出：全球金融資本主義造成了三大兩極分化：貨幣與信用分配的兩極分化，收入與財富分配的兩極分化，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的兩極分化。三大兩極分化，是症候，不是病因。病因其實是在布列頓森林協議崩潰後，所導致的全球產銷體系與政經權力結構的內在失衡。熱血青年「反對台灣盲目追隨經濟強權的金融資本主義競賽」的訴求，非常正確。但如果全球金融資本主義，不論姓中還是姓美，都是最根本的問題，那麼反中是否親美？親美是否必定反中？
無論在情感上多麼厭惡中國，熱血青年都無法忽略一個事實，就是所有已遞交參與亞投行意向書的國家，並不是多想與中國土豪拉關係，而是想要在一個不受美國壟斷的平台上，尋找新的投資機會，透過把握實質成長的機會來逐步化解因為三大兩極分化所造成的矛盾與困難。這並不是對未來走向的終局判斷，而是對形塑未來方向所作出的積極努力。亞投行只是開始，不是結束。如何在主觀願望與客觀現實及應然與實然面之間權衡取捨，正是台灣在「童年末日」降臨後必須面對的難題，而且難度會愈來愈高，因為時間不站在台灣這邊。
＊作者為市場觀察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