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不是因為一封信，這些收藏著的家族過往和許多錯綜複雜秘密的盒子，可能還是繼續封著膠帶、綁著繩線。我在2008年7月初收到了一封來自哈佛大學知名英語、美國研究、和非裔美國人研究教授約翰．斯托弗（John Stauffer）的信，邀請我參加梅西公民講座（Massey Lectures），談談美國文明史這個主題。讀完信之後，我也作出了各種反應展現我的難以置信：拍打額頭、翻白眼、誇張地翻看信封要找出錯誤....但是，什麼都沒找著。他們真的是邀請我，邀請我這個攝影師，到哈佛的學者講座去演講，從2011年5月我的六十歲生日開始，連續三年。
我趕緊翻開我的記事本，卻找不到任何事跟這項邀請有時間衝突。事實上，我還真的翻看了未來三年的行事曆，結果當然是白忙一場。
我沒有合理的理由拒絕。幾年前，我有個傑出的年輕友人尼爾．麥肯齊（Niall MacKenzie）在寫序言時，曾諷刺性地寫了一句自我膨脹的預言：「啊，莎莉，當他們邀請我去梅西公民講座演講時....」這樣的話我聽過太多次了，多到讓梅西公民講座在我心目中成了智慧成就登頂的象徵。但我並不認為自己是知識份子，更別說是學者了，我甚至連作家都稱不上。就算我真的會寫作，我究竟能寫些什麼內容呢？
我在1990年代初期出版了第三本攝影書《親密家庭》，也因此獲得部分讚譽和惡名，同時也被貼上討人厭的「爭議性」標籤。在這本攝影書裡，是我拍攝我的三個小孩愛墨特（Emmett）、婕西和維吉尼雅的作品，內容是他們在我們位於維吉尼亞山邊的農場上的日常生活，有時是沒穿衣服的。由於堅信我應該要透過鏡頭完整捕捉他們的童年生活，而且每個相關的人也都很樂意且有創意地參與其中，因此我拍下了他們的歡欣、困惑、和睦、孤獨，還有許多孩童常會碰到的艱辛處境，像是瘀青、嘔吐、流鼻血、尿床等等，我完全都記錄下來。時機就是那麼不湊巧，《親密家庭》出版時，正好碰上民眾對於呈現孩童身體一事陷入道德恐慌，對於政府支助相關藝術也有熱烈的辯論。（我曾獲得國家藝術基金會和國家藝術人文基金會的獎助，但並非因為我小孩的照片而獲得贊助。）當時有許多的疑惑、焦躁、和內心掙扎，而最後對於新作品的動力也在這段處境艱困的期間浮現出來。
經過了這些年，哈佛的梅西委員會還會期待我為這些家庭照片的合理性提出說明嗎？我是不介意去解釋，但我也希望能夠更著重在討論後來的作品，關於美國南方景色的深度個人探索，關於我先生的親密描繪，以及關於蓄奴在我周遭世界留下的深沈印記。帶著忐忑不安的心情，我致電約翰．斯托弗，而他的回應反而讓我更焦慮，他告訴我說，我可以講任何主題，想講什麼就講什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