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偶然中，看到一位朋友在臉書的po文提到了「林柏樑」，比對名字，臉書帳號只看到「楊堤柳」三個字，心裡不禁一陣竊笑：柏樑怎麼愈老愈文藝腔？我們已好多年沒見面了，他變化這麼大？我留話問他，立即有回音，柏樑解釋說：因為要上網，又懶得申請帳號，就共用女友楊堤柳的臉書，所以林柏樑變成了本名就叫楊堤柳的楊堤柳。最讓我訝異的是，他的個性怎麼變得如此燦爛開朗？
柏樑高中畢業離開高雄老家，住在台北表哥家等「兵單」，因為喜歡繪畫，經常進出羅斯福路的張道藩紀念圖書館，當時這裡的美術圖書蒐藏豐富，柏樑白天待在圖書館，傍晚則信步到牯嶺街逛舊書攤，最吸引他的也是美術類書籍與畫冊。當完兵回來仍待在台北，一心一意想當畫家，一九七五年認識了席德進，兩人建立深厚的師生情緣。當時中山北路二段有哥倫比亞官方成立的經貿中心推展哥國咖啡，並有藝文展演。席德進每月為中心策展，胡德夫以及一些民歌手也在這裡演唱，柏樑因席德進介紹來廚房打雜。
一年之後柏樑離開席德進，放棄繪畫之夢，改走攝影之路。當時的台灣攝影在傳統沙龍照之外，走出一條現實主義路線，許多年輕攝影家揹著大砲一樣的相機，上山下海，走遍每個陰暗角落，報導人與土地之間的種種聯結。最早出現、廣受重視的是漢聲《ECHO》雜誌，吳美雲、黃永松、姚孟嘉、奚淞、梁正居等人都是要角。那時真是人文薈萃，許多攝影家三十歲不到的就舉辦攝影展，作品也廣被蒐藏。
報社、雜誌用了大批的攝影記者，特別是余紀忠時代的《中國時報》系統，他們的上班就是外出攝影。柏樑進入高信疆剛創辦的《時報周刊》當攝影記者，不久轉到鄭淑敏當社長的時報週刊海外版——《時報雜誌》。
那個年代攝影家，除了張照堂台大畢業，漢聲諸人多出身板橋國立藝專，許多攝影家都唸到高中，不繼續升學，他們的情況多半像「拒絕聯考的小子」，是不為也，非不能也。他們鏡頭犀利，文筆亦佳，攝影之外，兼有繪畫、設計、寫作專長，柏樑就是其中一個。但跟其他活躍的攝影家相比，柏樑少了霸氣，多了憂鬱。許多攝影家個展一個接一個，柏樑大隻雞慢啼，三、四十歲才辦第一次個展，而後很長時間不曾再辦展覽。
認識柏樑是在一九七八年間，當時我已帶文化國劇組學生進入歸綏街的靈安社，蹲在街角好幾年了，學習當時極度被政治體系、知識青年輕忽、鄙視的民間戲曲。靈安社的曲館就隔著一條寧夏路，緊鄰公娼「文萌樓」，是當時「良家婦女」與正經男人的禁地。我同時常也替《時報雜誌》以及高信疆擔任總編輯的中時《人間副刊》寫稿，文章常配上柏樑的攝影作品。他常隨我們在各縣市演出，用影像紀錄民俗與戲曲活動，他頻頻來靈安社，除了對社會文化議題的關注，另一個原因是他想追我一位唱小生的女學生，這段感情並未圓滿，據後來柏樑半開玩笑的說法是「郎有情妹無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