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道德和法律，都因之得看所施的對象和「自己」的關係而加以程度上的伸縮。我見過不少痛罵貪污的朋友，遇到他的父親貪污時，不但不罵，而且代他諱隱。更甚的，他還可以向父親要貪污得來的錢，同時罵別人貪污。等到自己貪污時，還可以「能幹」兩字來自解。這在差序社會裡可以不覺得是矛盾；因為在這種社會中，一切普遍的標準並不發生作用，一定要問清了，對象是誰，和自己是什麼關係之後，才能決定拿出什麼標準來。」（費孝通，1947：67）
乍看之下，讀者可能會以為這段話是在描述當今中國大陸的官場或中國社會。敏感度更高的人，甚至會覺得如果把第一段的「中國」兩個字拿掉換成「台灣」，似乎也滿貼切的。雖然這樣的感受都沒有錯，但這段文字的出處，是已故的中國社會學大師費孝通在1947年出版的《鄉土中國》中的一段話。他當時要解釋的問題是，為何相較於現代西方社會的「公共道德」，傳統中國社會總是比較「自私」呢？換言之，為何中國人好像總是比較「為私而不為公」呢？
簡言之，他認為傳統中國農業社會的道德標準是所謂的「差序格局」，每個人都以自己為核心向外延伸，離自己越近的關係越緊密，越往外推則關係越淡薄，直到毫無關係為止。差序格局引起了不同的道德觀念，與自己關係越緊密的人，道德標準就越鬆。反之，與自己關係越淡薄的人，就要用嚴格的道德標準來對待。這就是俗話說的，有關係就沒關係，對人不對事。傳統社會就是這樣一個由無數私人關係搭成的網絡，是非對錯的評判沒有客觀標準，一切都看親疏遠近，所有的價值標準也不能超脫於差序的人倫而存在。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就是這樣的道理。
反之，現代西方工業社會的道德標準是所謂的「團體格局」，在國家這個大團體下，每個人的地位都是平等的，互相尊重各自的權利，團體也保障每個人的權利都是平等的，而且不受侵害。在團體格局中，道德觀念是超越私人關係的，以法律為基準，凡事都應該有客觀的評判標準，與遠近親疏、人情義理無關，可以說是對事不對人。這也是為何越現代化的西方國家，例如英國，總會給人一種冷酷無情的印象。
差序格局本身並沒有什麼錯，上千年來，都能夠與傳統中國農村的社會條件配合，相輔相成，運作良好。然而，進入現代社會後，隨著資本主和工業的發展，科學的進步和市民社會的擴大，為了要讓為數眾多的陌生人得以順利合作，就必須要超越親疏遠近，凡事都必須講求平等權利、客觀標準和公平競爭，以及法律的保障。如果已經進入到現代工業社會，卻還是用傳統社會的道德標準在處理事情，就會妨礙國家社會的進步，甚至造成重大災難。
例如，民國初年的北洋軍閥，雖然擁有現代軍隊的組織，掌控著現代形式的政府。然而，他們不僅反現代，而且還非常的傳統和反動。這是因為，他們的執政道德還是差序格局式的，軍閥之間互相殘殺，橫徵暴斂的壓榨人民，造成極大破壞，只為了搶佔北京的中央政府，目的是控制關稅和向列強借款。這些錢都用來加強自己的軍備，分給親信和同鄉共享，卻置廣大中國人民的死活於不顧，但他們卻覺得理所當然。以私廢公的結果，就是民國初年的政治敗壞、民不聊生。由此可見，如果徒具一個現代政府的表面形式，手握各種現代工具，但執政的道德標準卻停留在傳統社會，這樣的畸形組合，不但不能帶領國家社會進步，甚至會造成更大的危害。
民進黨力挺吳音寧，反映了傳統社會的道德標準
如果我們說，中華民國是一個現代化的國家，應該很少人會反對。如果有人說，台灣社會已經是一個現代社會，應該也沒有多少人會質疑。然而，如果再追問下去，當今的執政黨是不是一個現代政黨？答案恐怕就非常見仁見智了。事實上，如果仔細觀察就會發現，民進黨就如同北洋軍閥一樣，也是一個徒具表面現代形式，但執政的道德標準還停留在傳統社會的偽現代執政黨。如果理解這一點，對於民進黨政府許多看似不合常理的言行舉止，就能夠豁然開朗了。
如果以最近的話題人物吳音寧和北農為例，以現代社會的道德標準而言，從什麼專業或資歷的人可以擔任這個職務、業務推廣費該怎麼使用，以及業績的衡量，都應該有一個最起碼客觀的標準，或是最低限度的法規可以遵循。然而，對民進黨而言，卻不是如此。從年初開始，由於菜價過低的問題，吳音寧就飽受質疑，從在市議會接受質詢的表現來看，她似乎無法充分掌握北農的業務狀況，這不只是看不懂財務報表的問題，而是根本就不專業，無法勝任這個職務。不過，如果從傳統社會的道德標準來看，關鍵是要讓關係好的自己人拿到這個職位，專業和適任則是次要考量。
對於業務推廣費的使用，根據知情人士的說法，吳音寧若要補助溪州鄉，也應該是針對產銷班、農會或合作社等農產供應單位，或是有業務往來的農民，而非像溪州鄉公所這樣與業務無關的單位，或是溪州元宵節摸彩這樣無關的活動。從傳統社會的道德標準來看，在朝當官必須回饋鄉里，吳音寧的作為合情合理。但如果從現代社會的標準來看，無論動機再怎麼良善都不是重點，而是錢本來就不應該這樣花，更何況這還牽涉到法治廉能的問題。
最新的發展是，農委會副主委陳吉仲為了替吳音寧護航，特地比較她與前任總經理韓國瑜的業績，並指出吳音寧做得更好。然而，如果仔細查看陳吉仲提供的數據，就會發現事實與他所說的剛好相反。韓國瑜擔任總經理的年度，北農從102年到105年的獲利分別為3502萬元、3734萬元、4200萬元、5217萬元，而吳音寧擔任總經理的106年獲利則為5597萬元，表面上吳音寧的業績看似最亮眼。
然而，韓國瑜在任四年多，每年北農獲利成長率分別是103年的6.62%、104年的12.48%、105年的24.21%，吳音寧上任後，106年卻大幅下滑到僅剩7.28%，這樣能夠算得上是「表現比較好」嗎？這還沒算入韓國瑜105年發放的8400萬元端午、中秋節獎金。但就算忽略那塊，105年北農的獲利成長率為24.21%，也是相當驚人的。最重要的是，吳音寧是2017年6月21日才接任北農總經理，106年的績效可以都算成她的功勞嗎？在現代社會中，一間公司的獲利成長和經營績效有數字為憑，一翻兩瞪眼，本來應該是最為公正客觀、毫無懸念的事，陳副主委卻可以得出這麼離譜的解釋。但如果從傳統社會的道德標準來看，他必須護航關係較親近的吳音寧，這就一點也不奇怪了。
透過吳音寧的例子，已經具體而微的暴露出民進黨執政的道德標準。簡言之，他們雖然掌握了一個現代形式的政府，處在看似現代的社會中，卻用傳統社會的道德標準和思維方式在執政。民進黨目前掌控中央政府，然而，在北農的問題上，他們並不是站在福國利民的高度來看問題，而是罔顧專業，找了政治關係良好但未必適任的人來經營。吳音寧身為北農總經理，卻無法站在總經理的高度思考問題，她只想到怎麼幫助自己的溪州同鄉，同時也忽視法治廉能的重要性。農委會副主委陳吉仲更是誇張，他只想到要幫吳音寧護航，犧牲的卻是農委會的專業性和公信力，以及政府的威信。
掌握一個國家，卻站在黨的角度思考問題。負責台北的農產運銷，卻特別照顧一個溪州鄉。代表整個農委會，卻用來護航一個人，這完全是差序格局的表現。由於只講關係，卻罔顧專業、法律和客觀標準，這完全是一種傳統社會的道德標準。民進黨的作風因而極像民初的北洋軍閥，即便已經入主北京，掌控了國家，卻仍然從為一個省或一個小團體謀私利的角度在思考問題，公器私用，圖一己之私，置國家社會的整體利益不顧，這就是民進黨力挺吳音寧帶給台灣人的啟示。然而，這並不只是單一個案，而是民進黨執政下的普遍現象。
民進黨用十八世紀分類械鬥的道德標準在二十一世紀執政
和民進黨高規格護航吳音寧相比，韓國瑜卻受到嚴格的檢視，這簡直是天壤之別。如前所述，這樣的現象是受到傳統社會差序格局道德標準的影響，對於和自己關係較親近的人就用寬鬆的標準檢視，對於和自己關係較疏遠的人，就用嚴格的標準檢視。即所謂的「嚴以待人、寬以律己」。
如果說韓國瑜覺得受到委屈，他只要看看管中閔的下場，或許就會比較釋懷了。本來，在現代社會中，為了競逐權力、地位、名聲、金錢和各種好處，就會有激烈的競爭和各種算計，這都無可厚非。以台大校長的遴選為例，只要選舉制度能夠保障公平競爭，候選人都有遵守規則，就應該承認其當選資格。然而，民進黨政府只是因為管中閔不是他們想要的人，就想方設法，找出一堆理由，甚至是扭曲法律，用最嚴格的標準檢視管中閔，就是要搞垮他。同時，面對同樣標準下，更有爭議的自己人，特別是吳茂昆，民進黨卻默不作聲。像這樣針對特定對象，對人不對事，嚴以待人、寬以律己的作法，事後還能臉不紅氣不喘的自圓其說，這很明顯是傳統社會的道德標準在作祟。賴清德院長說，吳茂昆是以「最高道德標準」請辭，他其實是在說，這是他對吳茂昆的最低要求了。如果以現代社會的標準來看，吳茂昆的道德標準不但是很低的，甚至還有法律責任。
另一個例子是最近網路紅人「館長」陳之漢被綠營支持者圍剿的事情。之前館長因為花蓮地震捐款一事，用三字經痛罵前行政院長張善政和縣長傅崐萁，綠營媒體和支持者有不少人叫好。然而，等到館長同樣用三字經罵蔡英文總統和民進黨時，綠營支持者卻是歇斯底里，瘋狂的反擊。這顯示出民進黨對於言論自由的尺度缺乏客觀標準，他們有的只是黨同伐異的標準而已，這同時也是傳統社會的道德標準。
事實上，民進黨今天做的這些事，在台灣過去的歷史中並不是沒有發生過。最典型也最赤裸裸的案例，就是十八世紀時期的分類械鬥。早期台灣的先民渡海來台，無依無靠之下，每個人都非常的脆弱。為了求生存和搶奪有限的土地以及資源，他們以家鄉的籍貫或語言，形成不同族群間相互對抗的武裝械鬥，最主要以閩客和漳泉的械鬥為主。
分類械鬥的特色是，移民社會在小範圍內爭搶利益，通常是以一小群人或一個村莊為主體。他們沒有國家觀念，也不在乎社會整體的利益，他們只在乎眼前的輸贏，而不管以後會怎樣，也不管其他族群的死活。同時也是非贏不可，如果輸了，頂多下次再重來。
分類械鬥是台灣歷史很重要的過程，同時，械鬥文化也是傳統社會差序格局道德標準的一種極端形式。民進黨執政至今的種種作為，很難不說是受到這種文化記憶的影響。他們不分是非黑白的力挺自己人，成群結隊的四處打壓異己，同時也掠奪資源，而且非贏不可，不顧後果。他們當初把韓國瑜講成「菜蟲」，非要把北農的位置先搶到手再說，卻不在乎繼任者能否有效經營。後來在台大校長的事情上又硬要「拔管」，先試圖把管中閔鬥臭，然後搞拖延戰術讓台大長期沒有校長，卻不顧台大的未來發展受到耽誤。包括最近綠營圍剿館長和民進黨力挺吳音寧，某種程度上來講，這都是械鬥精神的展現。只是現在變得比較文明，動口不動手而已。
過去我們的祖先面臨傳統農業社會條件的限制，為了生存而不得不械鬥，不擇手段的替小群體爭奪利益就是最高的道德標準，這可以理解。然而，進入到現代工業社會後，如果還用這種道德標準在執政，嚴重的話會讓台灣社會倒退回分類械鬥時期那樣的叢林社會，輕者也會造成目前台灣社會的各種治理困境和政治亂象。不管怎麼講，傳統社會的道德標準與現代社會的發展基本上是格格不入的，械鬥文化則根本上是反現代的。事實上，從法治社會倒退回叢林社會，已經是台灣社會的現在進行式了。
民進黨最大的問題是，他們已經掌握了整個國家，卻只想著一黨之私。吳音寧最大的問題是，她已經是北農的總經理，卻還在做溪州鄉公所主秘的事。陳吉仲最大的問題是，他已經身為農委會副主委，卻只想著幫吳音寧護航。吳茂昆最大的問題是，他已經是教育部長，卻只想著幫民進黨拔掉管中閔。他們這樣的行徑，真的與十八世紀那些沒有國家觀念，不在乎社會整體利益，只顧自己族群的械鬥團體沒有兩樣。
諷刺的是，民進黨宣稱自己民主進步，但思想觀念卻非常傳統，甚至是落後，幾乎停留在十八世紀。執政的方式更是反現代、反科學，甚至是反治理的。民進黨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但他們的道德標準和行事風格，卻與費孝通筆下的中國人沒什麼兩樣。天底下居然有這麼弔詭的事？
總歸一句話，歷史已經進入二十一世紀，民進黨卻還在用十八世紀分類械鬥的道德標準執政，難怪會治理無方、執政陷入困境，讓整個社會幾乎處在倒退和崩潰的邊緣。然而，這卻是目前台灣社會所有困境的主要根源。想必目前台灣人民已經不再期待民進黨能夠帶領台灣社會在二十一世紀繼續向前邁進了，目前最後的希望是，如果能夠守住二十世紀的成果，不要倒退回十八世紀，恐怕就已經謝天謝地了！
＊作者為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