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喪禮是會動搖國本的，全球多人年年遙祭的六四，一開始就是一群在北京的大學生自主性到天安門悼念胡耀邦，中東的苿莉花運動起因於突尼西亞一位小攤販的自焚；而台灣9年前一位士官洪仲丘的死亡，無意間帶動台灣一代年輕人的狂飆運動，許多素人乘風而起，最後更種下國民黨下台的遠因。
政府防疫失誤連連 公民運動未必再起
以上這些幾近國殤性質的死亡，必須要有受害人（不自願的烈士）、加害者（明確的體制性失誤），當然還要有人民（尤其是年輕人）的共鳴，才可能捲起千堆雪、引發公民運動；換句話說，即使是很深的民怨，也未必會有民眾出面抗爭，最近恩恩去世的一場悲劇就足以凸顯這件事。
台灣因新冠疫情去世的已有3373例，今年以來因Omicron去世的也近2千人，更不尋常的是，其中有17例兒童死亡，這些因新冠去世的人算是國家政策的受害者嗎?事實上，全球已有630萬人因新冠而死，台灣的致死率日前才剛站上千分之一，雖有致死率一路上升的隱憂，但目前在全球國家排名還不算最惡，表面上台灣和全球其他國家一樣，當大疫來臨時政府也只能扮演消極控制疫情的角色，然而這只是表象，台灣的蔡政府今年出手影響疫情，其間不論是操作還誤判，其實已到可以掌握人民生殺大權的地步。
根據對防疫政策很有影響力的醫生李秉穎的大白話，台灣這一波疫情有三個意外，其中一個是兒童腦炎發生率比國外多，另一個是前5天死亡率比其他國家多，前者和兒童疫苗有關，後者則和無法快速確診及無法快速用藥有關，李秉穎的意外令民眾意外，換句話說，政府和指揮中心在對病毒放手前，連疫苗、快篩、PCR和抗病毒藥這些最基本的「戰略」物資都未能齊，更別說去了解其他各國的確診案例，有意無意忽視美國兒童因Omicron高住院率的狀況。對在疫情中枉死的人及家屬來說，無能和冷血的後果其實大同小異。
中央規定確診者不能自行就醫 恩恩成最後一位受害者
恩恩才兩歲，不能打疫苗，但恩恩的悲劇根源卻來自指揮中心的心病；恩恩爸這幾天痛打新北市府消防局，說不清救護車為何81分鐘才到，他也無法接受指揮中心的1922花了143分鐘才將訊息傳到新北衛生局，指揮中心立刻澄清這是119、也就是新北消防局的責任，只是，指揮中心沒有說的是：他們在恩恩過世隔天悄悄修改規定、讓確診者可以自行就醫，這是恩恩第一時間無法自行就醫的關鍵原因，也是當年指揮中心痛打彰化衛生局的理由，當時為接觸者進行篩檢或檢測，扺觸中央「嘉玲」的美好假象，到了現在這個政府鼓勵「好的黑數」的時節，這個當時象徵中央權威、可以隨手整人的行政規定卻留下來，恩恩就成為最後一個受害者，他的犧牲造福未來的確診者，卻讓家人留下永遠無法彌補的傷痛。
相較之下，當年的洪仲丘事件反映的是軍中的霸淩文化和人謀不臧，但蔡政府對疫情的決策，衝擊的是我們的生與死，對人民的影響程度上遠超過洪仲丘時的政策失誤。既有受害者也有失職的政府，人民生生活的每一個層面都受衝擊，但台灣有可能重現9年前的公民狂飆運動嗎？
政治極端對立的社會 真相和療傷都是不可多得的奢侈
不滿恩恩爸檢討新北消防局及綠營從政到媒的跟進追打，藍營已有恩恩爸是第二個洪慈庸之譏，這個現象反映的是台灣的政黨對立已到不顧是非的地步，綠營刻意忽視指揮中心的根本錯誤，藍營則無法接受新北消防局有可能失誤；洪仲丘之死引爆的白衫軍運動，也許是一個社會療癒的過程，不論是對和洪仲丘同世代的人或洪仲丘的家人；相反的，恩恩爸的控訴，引爆的卻是濃濃的恨意和惡意，綠營則急於拿來當武器攻擊對手，這是恩恩爸的雙重悲劇，在政治極端對立的社會，真相和療傷都是不可多得的奢侈。
將恩恩爸比成第二個洪慈庸，暗喻她是收割及消費運動的人，這對洪慈庸是不公平的，如果人生能重來，她應該寧願弟弟還活著、她也能回到原來單純的生活，洪慈庸的最大問題是：受害者家屬身分讓她意外得到聲名，但適不適合從政，卻是另一個有待驗證的考驗。
當然，恩恩爸不會成為第二個洪慈庸的主要原因是，台灣很難再有一場白衫軍運動了，革命未老卻已凋零，當年白衫軍的主力託身於時代力量或社民黨，後來不是被民進黨收編就是被裂解，洪慈庸從時代力量出走就是一個例證，民進黨成為這場運動最大的獲利者，一代年輕人的動能就此消耗殆盡，此時還有誰來為受害者上街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