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和我走出大門，便聽見有人在喊母親的名字：「健生！」回頭一看，原來是上到二樓寢室的史良靠在臨街的窗前，手裡左右搖動著那條擦拭過淚痕的白手帕。我倆走一段路，就回頭望一眼，那白色始終在陽光下晃動，閃耀。我一向認為人老了，簡單的衣食住行，都是無比的沉重與艱難，他們的內心自不會再有熾熱之情或刻骨之思。但我面前的史良，以憂傷表達出的至愛，令我感動不已。當我跨入老齡，生活之侶也撒手人寰的時候，史良的涕泣和那方白手帕的記憶，便愈發地生動起來，也深刻起來。是的，脆弱的生命隨時可以消失，一切都可能轉瞬即空，歸於破滅，唯有死者的靈魂和生者的情感是永遠的存在。
回家的路上，母親告訴我：史良兄弟和姐妹有七個，六女一男，她排四。她與姊妹相處融洽，親密無間。對哥哥──這個史家的唯一男丁，就別提有多好了！百般照料，關懷備至，以至於有人說：史先生的一輩子是靠在史大姐身上過活的。
不管父親的右派帽子摘不摘，不問一九七五年的事平不平反，母親都決意要給自己的丈夫寫一點文字的東西，留給後人。在搞「章伯鈞生平」的同時，她還想搜集一些父親生前的照片。現在誰還保留著與章伯鈞的合影？數來算去，唯史良矣。一九八三年二月，趁著春節拜年的喜慶日子，母親帶著我又去東總布胡同。這時的她已身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要拜晤（包括拜年）均須提前聯繫，獲得同意。這次見面被安排在二樓的小會客室，樓梯的轉彎處是一株葉大如盆、油綠烏亮的龜背竹。上得樓去，便從一間敞開的房間牆壁上，看到懸掛著的小陸遺像。像很大，拍得也好，他一生的溫厚樸訥都印在那上面。我想，這間屋子就是史良珍藏愛情、持守亡靈的聖地了。
雖是冬日，穿著一件藍色對襟絲棉襖的史良，卻坐的是把籐椅，好像在我們未到以前，她已經坐在那裡很久、很久了。此時的她，完全是個老邁之人，稀疏的頭髮，白多黑少。露出的手臂和手背分布著星星點點的老年斑，目光似乎也有些遲緩、冷淡。見此情狀，母親盡快地說明來意，在重複兩遍之後，她聽明白了，對母親說：「這些事由我的祕書處理，他們會告訴你的。」
祕書的答覆是：「史副委員長的包括照片在內的所有資料都很珍貴，概不外借。很對不起，請李先生原諒。」
我們不便久留。聽說我們母女要走了。史良用微顫的手從棉襖的口袋裡，掏出一個小紙卷，遞到我的面前，說：
「小愚，今天是春節，史阿姨要送你壓歲錢。」
我接過來，展開一看，是五元的鈔票。剎那間，心頭泛起縷縷難以名狀的傷感：是傷感於母親要求的被拒？是傷感於史良的垂暮之態？還是傷感於她視為女童的我，已是中年婦人？──這一切，連我自己也無法辨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