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寧黨」與「梁山泊」的三次轉換
一九四九年以來，共產黨的本質從未改變過，改變的只是其具體的統治方式。如果説從一九四九年到一九六六年，中共是學習蘇聯模式，以列寧式的政黨和技術專家的團隊治國；那麽，文革十年，就是自詡為「潑猴」的毛澤東將權力從列寧黨和技術官僚手中奪過來，直接用「梁山泊」的方式統治，不惜「炮打司令部」，不惜「全國內戰」。此爲第一次轉換。
毛去世，鄧復辟，統治模式又從「梁山泊」回到「列寧黨」。此為第二次轉換。元老派抓捕了包括毛澤東的妻子江青在內的「四人幫」，拱出被毛澤東二度罷黜的鄧小平作為「共主」。鄧步步為營，迅速架空並罷黜了毛指定「你辦事、我放心」的接班人華國鋒。但是，鄧並未全部放棄毛的理念，正如鄧讓毛像繼續挂在天安門城樓。引進西方技術和經濟模式，並非鄧的發明，毛的秘書、文革派理論家陳伯達二十年前就「猶抱琵琶半遮面」地提出了市場經濟的想法，而華國鋒剛一執政就大舉引進西方的技術和生產線，後來還因此被批評爲「洋躍進」。比起林彪家的太子爺「老虎」林立果主持起草的《五七一工程紀要》中的改革方案來，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只是小巫見大巫罷了。
若用歷史學者劉仲敬的話來說，鄧小平不在乎經濟，所以允許民間自行試驗；在乎組織力量和意識形態，因此絕不允許違背著名的「四項基本原則」。鄧最初的方針是治理整頓（六四以後，愚不可及的江澤民、李鵬又來一次治理整頓，結果遭到早已有過失敗經驗的鄧小平的痛斥），即恢復計劃經濟的勞動紀律，他在這方面做了很大的努力，成效卻無足稱道。反之，民間力量如野草般生長，政府力量退卻的地方處處生機盎然。鄧小平區別對待，准許或杜絕：農民自發的「包產到戶」完成了自我拯救，鄧小平予以追認；知識分子擅自引進「自由化」的西方思想，他堅決清除「精神污染」；學生膽敢挑戰一黨獨裁的權力模式，他毫不留情地斬盡殺絕。所以，劉仲敬總結説：「鄧小平與其說是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不如説是改革開放的總把關員。」有一個小小的細節可以支持這個結論：鄧小平欣然接受「改革開放總設計師」的高帽子，卻將發明「改革開放總設計師」說法的鮑彤關進了監獄。
文革之後的「列寧黨」加「權貴資本主義」模式，走了三十年，又走到山窮水盡的地步。於是，習近平的「戊戌變法」施施然地上演了，此為第三次轉換。習近平要恢復文革期間那種「梁山泊」模式，打破江澤民、胡錦濤「管家時代」的按部就班、陳規陋習，他本人不拘一格、天馬行空，他任用的也大都是些不按理出牌的「妄人」：如驅趕低端人口的北京市委書記蔡奇，如喜好「人奶宴」的前网信辦主任魯煒（習近平拿掉魯煒就像毛澤東拿掉文革小組的秀才「王、關、戚」，如同掐死失去利用價值的蝨子一樣毫不手軟）。習近平的一系列「組合拳」讓人眼花繚亂：反腐、軍改、修憲、設立監察委、從國務院手中奪過經濟政策的決策權……由此，「列寧黨」與「梁山泊」的第三次轉換基本完成，而共產黨仍然是共產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