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修憲方案，毫無懸念地經過全國人大「表決」通過。中共官媒表示，這是超越西方選舉制度的「超級民主」，這種「穩定而高效」的制度可供全球各國學習借鑒。
香港資深中國事務評論員林和立將此舉形容爲「政變」，他指出：「從政治道德和政治倫理的觀點來看，我們可以說是一個政變。怎麼政變呢？習近平實際上是騎劫（劫持）了整個黨中央，騎劫了全黨也包括了國務院、軍隊等等，因為整個黨只服從一個人的指示。」林和立表示，習近平的做法無疑侮辱十四億中國人的智商，也引發越來越多人的反對。
與習近平一樣當過知青的作家馬波（老鬼），在人大投票前夕發表了與此前反對修憲的資深媒體人李大同相似的五點反對意見：一、憲法是國家根本大法，神聖不可侵犯，「不能換個領導人就修一次憲」。二、修憲應該透明，讓全體公民參與，聽取各方意見，「不能幾個人決定」。三、一九八二年憲法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產物，國家主席兩屆任期是政治體制改革的重大成果。取消任期限制，是「嚴重的倒退」。四、中共總書記習近平說要「把權力關進籠子裡」，任期制就是「限制權力的籠子」，取消任期制等於取消籠子。五、中共前領導人江澤民、胡錦濤都遵守了憲法，紅二代不應該特殊，更應該「模範執行」中共已故領導人鄧小平規定下來的、不搞終身制的決定。
我不同意林和立和馬波的看法。他們的反對立場誠然可貴，但更重要的是看他們反對的對象是什麽，以及他們樹立的正確的標凖是什麽。
首先，只要是共產黨一黨獨裁，「寡頭共治」與「一人獨裁」，差別其實並不大。共產黨內部的政變，從一九四九年至今，不知上演了多少次，如毛澤東發動文革，清除劉少奇為首的黨務官僚集團；毛澤東清除林彪；四人幫垮臺；鄧小平罷黜華國鋒、胡耀邦、趙紫陽三任黨魁；以及江澤民清除「楊家將」，習近平清除「周薄徐郭令」集團……比起修憲來，這些事件才是貨真價實的「政變」。修憲只是細微的政治操作而已，人們對修憲感到憤慨，只能說明人們對中共或習近平此前還保佑希望。如今，希望終於全盤破滅了，也是件好事。實際上，無論修憲還是政變，大部分都是趙家「家務事」，跟「吃瓜」群眾無關。
某些習近平的批評者，以「鄧小平的遺產」來反對習近平，若是出於自保的「敘事策略」，倒還情有可原；若是真心實意，則根本就未能認清中共之邪惡本質。對於中共之本質，習近平的認識比他們更準確。二零一三年一月五日，習近平在中共中央黨校「新進中央委員、候補委員學習貫徹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討班」上的講話中提出，「不能用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歷史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即「兩個三十年」不是割裂、對立的，而是承續、統一的。習近平又説，「如果當時全盤否定了毛澤東同志，那我們黨還能站得住嗎？我們國家的社會主義制度還能站得住嗎？那就站不住了，站不住就會天下大亂。」如果毛澤東和鄧小平地下有知，聽到這樣的言論，一定會倍感欣慰——再沒有比習近平更稱職的共產黨接班人了。
鄧小平就是毛澤東第二
鄧小平不是毛澤東的叛徒，而是比劉少奇、林彪、王洪文、華國鋒、江青更忠誠的接班人。少數極端的毛派不喜歡鄧小平，認為鄧是「走資派」，殊不知，「走資」路線是毛在一九七二年會見美國總統尼克松時確定下來的，鄧只是「毛規鄧隨」而已。相當一部分開明派知識分子則肯定鄧的若干「走資」政策，尤其是鄧恢復高考讓他們的命運為之改變，因而視鄧爲救命恩人——鄧小平死的時候，我還在北大唸書，去一位教授家請教問題，居然發現他在客廳中高高懸掛鄧小平的遺像，而對鄧小平下令六四屠殺的事實隻字不提。這是中國知識分子極度自私自利的表現：只要得到一根肉骨頭，就感恩戴德、山呼萬歲。
毛與鄧是一體的。毛讓劉少奇死無葬身之地，卻留鄧小平一命，區別對待，別有深意。早在江西蘇區時代，鄧就是鐵桿毛派，鄧與毛的淵源比劉更深。毛將鄧作為一枚棋子留下來，以後隨時起用，可以平衡林彪集團、周恩來集團或文革派勢力的膨脹。
林彪事件以後，果然鄧可以「廢物利用」了。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四日晚，毛澤東召集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員開會，談及各大軍區司令員對調問題，並隆重宣佈推出鄧：「現在，請了一個軍師，叫鄧小平。發個通知，當政治局委員、軍委委員。我想政治局添一個秘書長吧，你（指鄧小平）不要這個名義，那就當個參謀長吧。」第二天，毛又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介紹鄧時說：「我們現在請了一位總參謀長。他呢，有些人怕他，但是辦事比較果斷。他一生大概是三七開。你們的老上司，我請回來了，政治局請回來了，不是我一個人請回來的。」然後，毛又專門對鄧說：「你呢，人家有點怕你，我送你兩句話：柔中寓剛，綿裡藏針。外面和氣一點，內部是鋼鐵公司。」所謂「鋼鐵公司」，就是毛深知鄧是一個跟他一樣心狠手辣、殘酷無情的獨裁者，惟有這樣的人才能傳承他的事業。
而鄧確實不負毛之眾望。鄧掌權後，宣佈淡化對毛的個人崇拜。對此，義大利名記者法拉奇在採訪中提出尖銳的問題：「天安門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遠保留下去？」鄧回答説：「永遠要保留下去。過去毛主席像掛得太多，到處都掛，並不是一件嚴肅的事情，也並不能表明對毛主席的尊重。儘管毛主席過去有段時間也犯了錯誤，但他終究是中國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締造者。」法拉奇繼續問道：「那麼毛主席紀念堂不久是否將要拆掉？」鄧小平將手一擺，說：「我不贊成把它改掉。已經有了的把它改變，就不見得妥當。現在世界上都在猜測我們要毀掉紀念堂。我們沒有這個想法。」鄧小平的這兩段回答，清楚地表明：他是毛遺產的繼承者。他並不是全面揭批、否定史達林的赫魯雪夫，更不是「背叛社會主義道路」的戈巴契夫。鄧以此回報毛昔日對他的網開一面，更以此來確保共產黨永遠掌握權力。習近平對鄧的心思深有領會：否定毛，整個共產黨就完了。
「列寧黨」與「梁山泊」的三次轉換
一九四九年以來，共產黨的本質從未改變過，改變的只是其具體的統治方式。如果説從一九四九年到一九六六年，中共是學習蘇聯模式，以列寧式的政黨和技術專家的團隊治國；那麽，文革十年，就是自詡為「潑猴」的毛澤東將權力從列寧黨和技術官僚手中奪過來，直接用「梁山泊」的方式統治，不惜「炮打司令部」，不惜「全國內戰」。此爲第一次轉換。
毛去世，鄧復辟，統治模式又從「梁山泊」回到「列寧黨」。此為第二次轉換。元老派抓捕了包括毛澤東的妻子江青在內的「四人幫」，拱出被毛澤東二度罷黜的鄧小平作為「共主」。鄧步步為營，迅速架空並罷黜了毛指定「你辦事、我放心」的接班人華國鋒。但是，鄧並未全部放棄毛的理念，正如鄧讓毛像繼續挂在天安門城樓。引進西方技術和經濟模式，並非鄧的發明，毛的秘書、文革派理論家陳伯達二十年前就「猶抱琵琶半遮面」地提出了市場經濟的想法，而華國鋒剛一執政就大舉引進西方的技術和生產線，後來還因此被批評爲「洋躍進」。比起林彪家的太子爺「老虎」林立果主持起草的《五七一工程紀要》中的改革方案來，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只是小巫見大巫罷了。
若用歷史學者劉仲敬的話來說，鄧小平不在乎經濟，所以允許民間自行試驗；在乎組織力量和意識形態，因此絕不允許違背著名的「四項基本原則」。鄧最初的方針是治理整頓（六四以後，愚不可及的江澤民、李鵬又來一次治理整頓，結果遭到早已有過失敗經驗的鄧小平的痛斥），即恢復計劃經濟的勞動紀律，他在這方面做了很大的努力，成效卻無足稱道。反之，民間力量如野草般生長，政府力量退卻的地方處處生機盎然。鄧小平區別對待，准許或杜絕：農民自發的「包產到戶」完成了自我拯救，鄧小平予以追認；知識分子擅自引進「自由化」的西方思想，他堅決清除「精神污染」；學生膽敢挑戰一黨獨裁的權力模式，他毫不留情地斬盡殺絕。所以，劉仲敬總結説：「鄧小平與其說是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不如説是改革開放的總把關員。」有一個小小的細節可以支持這個結論：鄧小平欣然接受「改革開放總設計師」的高帽子，卻將發明「改革開放總設計師」說法的鮑彤關進了監獄。
文革之後的「列寧黨」加「權貴資本主義」模式，走了三十年，又走到山窮水盡的地步。於是，習近平的「戊戌變法」施施然地上演了，此為第三次轉換。習近平要恢復文革期間那種「梁山泊」模式，打破江澤民、胡錦濤「管家時代」的按部就班、陳規陋習，他本人不拘一格、天馬行空，他任用的也大都是些不按理出牌的「妄人」：如驅趕低端人口的北京市委書記蔡奇，如喜好「人奶宴」的前网信辦主任魯煒（習近平拿掉魯煒就像毛澤東拿掉文革小組的秀才「王、關、戚」，如同掐死失去利用價值的蝨子一樣毫不手軟）。習近平的一系列「組合拳」讓人眼花繚亂：反腐、軍改、修憲、設立監察委、從國務院手中奪過經濟政策的決策權……由此，「列寧黨」與「梁山泊」的第三次轉換基本完成，而共產黨仍然是共產黨。
這個黨從來都是「殺人如草不聞聲」
在共產黨的框架內的左右之分，基本上毫無意義。只要共產黨還在殺人，八二憲法以及被閹割的八二憲法，對被殺者來說，區別不大。
毛的殺人，土改、三反五反、反右、大饑荒、文革，罄竹難書，不再重複。鄧的殺人，六四屠殺，舉世震驚，也不必再重複。鄧還有一件被遺忘的殺人壯舉，即所謂的「嚴打」運動。一九八三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嚴厲打擊刑事犯罪的決定》稱：「在三年內組織三個戰役，依法將刑事犯罪分子逮捕一大批，判刑一大批，勞教一大批，註銷城市戶口一大批，並且殺掉一批有嚴重罪行、不殺不足以平民憤的犯罪分子。」當天《人民日報》頭版頭條登出鄧小平語錄：「可抓可不抓的要抓，可殺可不殺的要殺。」
一九八三年「嚴打」動員會上，新上任的公安部部長劉復之稱，嚴打「是繼一九五零年至一九五二年鎮壓反革命運動之後，堅持人民民主專政的又一具有歷史意義的里程碑」。可見，「嚴打」不是鄧的異想天開，而是毛時代「殺人運動」的延續，鄧確實是毛的好戰友、好學生。對於「嚴打」的受害者來說，八十年代並非某些開明派知識分子回憶的那麽美好。那不是一個「白衣飄飄的時代」，而是一個血跡斑斑的時代。
「嚴打」開始後，為配合中共「從重、從快」判決處死的目的，「人大」和「兩高」（最高法院和最高檢察院）通知「新規」，完全無視已經生效實施的刑法和刑訴法。如死刑上訴期由十日縮短為三日；將死刑審判權授權給基層法院；取消律師的無罪辯護等等。再加上鄧小平、彭真等中共各級官員不在法律框架下的「嚴打指示」，下面的執法如脫韁野馬，完全不受法律約束，濫殺無辜、草菅人命是不言而喻的。
當時，儘管有了修訂後的中國刑法作依據，但為了政治正確，任何罪名之前都冠以「反革命」三字，如強姦就是反革命強姦罪。官方披露，嚴打期間判死刑的有二萬四千人。但這個數字是被嚴重壓低的。財經網博主司法野史在《嚴打親歷者話第一撥嚴打》一文中寫道：一九八三年九至十二月份殺的人比一九四九年以來（通過正常法律程式）殺掉的人還要多，而一九八四年比一九八三年殺的人又要多得多。那麽，粗略估計，處死刑者當在百萬之譜。克拉蒙亞洲研究所研究員林長盛披露，他的一位朋友親眼看到人大常委會的內部絕密檔，「嚴打」殺的是九十六萬人。這是鄧小平不能逃避的一筆血債。
作為「後鄧時代」的江胡統治時期，在殺人上亦非白紙一張。江澤民時代對中國民主黨組黨運動和法輪功的鎮壓，證明會用英文背誦美國《獨立宣言》的江澤民絕非善類。胡錦濤時代殘害人權鬥士李旺陽，在香港激發十萬人上街遊行；而西藏「三·一四」屠殺和新疆「七·五」屠殺，無論衝突規模、慘烈程度、死亡人數，都遠超胡錦濤二十多年前在西藏的那次鎮壓——那次鎮壓恰恰是胡錦濤給鄧小平的「投名狀」。
習近平執政以來，殘害了曹順利、劉曉波、彭明、李柏光等數十名人權活動人士，並掀起薄熙來重慶「打黑」的升級版——全國範圍內的「掃黑」運動，宛如鄧小平時代「嚴打」的重現，不知又有多少無辜者人頭落地。
殺人黨的「殺人行兇」從未停止過，不管它的最高元首有無任期。所以，我贊同全美學自聯成員古懿在接受台灣央廣訪問時表達的基本觀點：「應該反對的不只是終身制，更要徹底反對中共政權合法性。習近平不是國家主席，並不是因為他要做終身主席，而是他的權力來源缺乏合法性。中國人沒有選舉過他，沒有人給他投過票，怎麼他就成了國家主席呢？！」而身在中國國內、不畏危險表達反對意見的山西大學學生也指出：「習近平首先是不合法的，有無限期無所謂，共產黨推舉誰上來都不是合法的。這樣的歷史在無限上演，就像希特勒、史達林、毛時代。我覺得我這麼做是正確的事情，我就去做了，不能因為害怕做一件事情就不去做，做人就得講良心。」
＊作者為旅美學者
